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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6日星期二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杭州 G20:盛世大国与消失的社会(徐大山)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杭州 G20:盛世大国与消失的社会(徐大山): 国家的盛世,以压制著社会为代价,仿佛镇压著白娘子的雷峰塔 2016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在主场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摄:Ng Han Guan/AP 1949 年,毛泽东在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中,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

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郭罗基:癡翁非癡 ──悼洪林

新世纪NewCenturyNet:郭罗基:痴翁非痴──悼洪林 :图:2014年9月李洪林、于浩成(右)共庆90岁生日才吊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十一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我们必须说的话——关于《炎黄春秋》事件的呼吁书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我们必须说的话——关于《炎黄春秋》事件的呼吁书: 2016年7月13日,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袭击,单方面撕毁2014年12月签订的协议,悍然夺取了炎黄春秋的编辑、发行和财务等全部权力,窃取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发布夺权后"继续坚持原来编辑方针"的虚假信息,还派人带着行李卷进驻了编辑部...

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网络暴民围攻南京市民,正义人士挺身相助


   近日,中国大陆因南海仲裁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导致新一轮的反美反日浪潮。一伙流氓打着爱国旗号,开始骚扰外资企业,围堵肯德基和麦当劳。

   南京市民郭元庆,为能在肯德基安安静静地吃一份快餐,同时想表达对流氓“围堵骚扰”态度,就带斧吃了快餐。郭先生在微博上,上传“带斧就餐”的照片后,引来以司马平邦领头一帮网络暴民的谩骂和围攻。
其中司马平邦的言语最为“语不惊人死不休”。且不论司马先生对郭先生人身攻击式的辱骂,仅截取一句司马的评论:“居然有国人手持凶器,为保卫洋快餐而欲手刃同胞”,这句话真的很荒唐,一个普通市民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保护洋快餐,这完全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司马平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司马平邦把一个普通市民诬为“肯德基刀斧手”,并开通微博话题,每天发大量微博对郭先生进行打击和侮辱,在司马平邦的推波助澜下,网络暴力正如洪水一样,肆意蔓延。司马平邦手下爪牙高千岗(微博名)更是不余其力的在网络上人肉郭先生个人信息,让郭先生服务的公司屡遭骚扰,家人屡遭威胁。一个手无寸“权”的普通市民,面对一群暴民的攻击辱骂、骚扰威胁……
 公道自在人心,除了网络暴民,还有更多的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有更多有正义感的公民。
南京李勇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正义人士,通过微博联系到郭先生本人,并表态支持他的行为,会联络更多的正义人士去讨伐司马平邦和他无耻的爪牙,希望为郭先生讨回公道。

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

枪声击碎我的梦——六四南高联“北上”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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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札: 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2012-6-19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
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吴建民
当年南京高自联北上学生普通队员佩戴的第一种袖标,因队伍出发后发现此标志已被非民主长征队员佩戴而在会师时宣布作废(图片来源: 吴建民)
当年南京高自联北上学生普通队员佩戴的袖标,在6月3日晚会师后正式启用。上面有赴京北上指挥部三名总指挥的亲手签名(图片来源: 吴建民)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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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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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

美国务卿贝克要人,吴建民揭钱其琛撒谎

博闻社报道:1989年爆发学潮,吴建民是南京在校大学生,多次的游行示威活动后,被学生们推举成学生领导人。五月底吴建民发起和领导了南京高自联徒步北上运动。六四北京枪响的那一天,吴建民正率领着千余名南京地区各大高校的学生,徒步行军走在北上途中的安徽滁州,当日被江苏省和安徽省两省政府率武警强行拦劫回南京。1990年,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1991年7月,南京市中院,以吴建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首犯的罪名,将吴建民和另外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机械专科学校的其他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了10年、8年、3年、2年的有期徒刑。
比较戏剧的是: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出书《外交十记》中纪述,美国国务卿贝克曾向他拿出一份六四被捕名单,其中有吴建民。而钱其琛将现场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充数”,贝克不熟悉,中国人重名多,打哈哈过去。钱其琛却将此情节作为美国名单不实的证据。被称为“台湾中共打手李敖”在电视节目中也拿此情节攻击美国。
现在吴建民已经来到美国,撰写“驳钱其琛《外交十记》的谎言”一文,博闻社全文发表如下:
吴建民来美国后近照
吴建民来美国后近照

吴建民:驳钱其琛《外交十记》的谎言

早晨起床打开微信,少年的发小同学,早年前移居香港的天宏兄发来了一段YouTube上的视频,是台湾大嘴李敖做的节目,《李敖谈6.4天安门事件》的上半部分,我对李敖捧共的作秀节目,素来没有好感,从来不看。但友人嘱我,你要看,注意看​​7分40秒的片段,涉及到你自己的一段历史公案。于是我看完了这个已经被阅读了近150万次的视频节目。揭开了20 多年来,一直沉在我心头的一个疑案。

李敖的这个节目是拿着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钱其琛2003年出版的书籍《外交十记》这本书,作为历史资料谈起的。
吴建民:驳钱其琛《外交十记》的谎言

早晨起床打开微信,少年的发小同学,早年前移居香港的天宏兄发来了一段YouTube上的视频,是台湾大嘴李敖做的节目,《李敖谈6.4天安门事件》的上半部分,我对李敖捧共的作秀节目,素来没有好感,从来不看。但友人嘱我,你要看,注意看​​7分40秒的片段,涉及到你自己的一段历史公案。于是我看完了这个已经被阅读了近150万次的视频节目。揭开了20 多年来,一直沉在我心头的一个疑案。

李敖的这个节目是拿着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钱其琛2003年出版的书籍《外交十记》这本书,作为历史资料谈起的。

外交十记封面
外交十年封面

我查了资料才知道,钱其琛的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发行了20万册以上,被中共国家机关和中央机关推荐为公务员必读之书,并且被翻译成英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版。《李敖谈6.4天安门事件》的节目,重点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这本书的190页,钱其琛有这么一段描述:“在人权问题上,中方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切”的情况。美方拿出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外交十记》190页《外交十年》190页
看到这里,我不知道钱其琛副总理是怎么笑得出来的?那个帮助他演戏的新闻司长吴建民,是不是觉得贝克被他们唱双簧忽悠了,所以也跟着笑的很开心吧?
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昵?
我就是贝克国务卿向钱其琛索要名单上的吴建民。
1989年点吴建民
1989年的吴建民
我1987年进入位于南京市石门坎的江苏省经贸学院商经系企管大专班学习,时任校长王志强,目前虽八十多高龄,仍健在。1989年爆发学潮时候,我是在校大学生,多次的游行示威活动后,被学生们推举成学生领导人,使我锻炼成长为南京地区的学生领袖。五月底我发起和领导了南京高自联徒步北上运动。六四北京枪响的那一天,我正率领着千余名南京地区各大高校的学生,徒步行军走在北上途中的安徽滁州,当日被江苏省和安徽省两省政府率武警强行拦劫回南京。六四后,虽然政治环境极度恶劣,但我仍然带领很多坚持理想的学生,继续办刊物,建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前线”并担任了主席。1990年,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1991年7月,南京市中院,以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首犯的罪名,将我和我另外的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机械专科学校的其他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了10年,8年,3年,2年的有期徒刑。美国国务卿贝克1991年11月来访华的时候,我正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面服刑。(这段历史可以用我的逮捕证,判决书来证明。需要的时候我通过媒体公布。)
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贝克所指的吴建民是谁?钱其琛所指的吴建民又是谁?在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中共的副总理居然用一个50多岁的同名同姓的吴建民来移花接木一个20多岁的学生吴建民,还为此能沾沾自喜,就有些奇怪了。是不是钱副总理把美国人都当成和他们外交部一样的智商?美国的国务卿贝克会看不出来两个年龄完全不同的人吗?只能是这样解读,贝克此行是代表布什总统,代表美国国家利益去的,不是单纯为索要我吴建民出狱去的。他不可能为名单上某一个人去和中共纠缠。
而钱其琛为什么要这么做?以至于他在退休之后,已经75岁的高龄,出版他的这部外交大作的时候,还能这么清楚的记得十几年之前那么小的一个谈判细节,并且津津乐道写进被中共定为八九禁区的回忆录里面昵?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高官回忆录里面的所有文字,是要经过他们的文献委员会反复审查的,能够公开出版的了的内容,均是他们认为政治上完全过硬的内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出中共官员典型的特征::就是傲慢与愚蠢!
之所以我说他们傲慢,就是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政治作秀,有什么底线。他们可以把美方索要政治犯名单上的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用自己身边的年龄上差别30多岁的官员去障目,而且还自鸣得意,就是他们有绝对的把握,在他们的强权专制下,牢狱里面的真实的吴建民,是没有任何发声机会的。对于中共来说,碾死你吴建民,就等于碾死个蚂蚁,十年牢狱,能不能让你活着出来,谁也不知道,即使活着出来,中共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一贯的专政管理方式,就能让你生不如死。谁都知道,在中共的字典上,一日反革命,就是终生反革命,那里还会有机会让你一个被专政的对象,去证明你就是贝克索要的吴建民昵?
之所以我说他们愚蠢,就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不可能永远是按照专制的意图去转移的。中共外交部不会想到,今天这个真实的吴建民竟敢向钱其琛这个中共的外交官僚在喊话:钱副总理,出来走两步嘛,如果你还没有到人事不省,还能有正常的思维的程度,就出来回应我,你真的不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学生领袖叫吴建民的,被你们关在南京的监狱里?还是你明知道,却早就想好了装疯卖傻,移花接木用你们外交部的同名同姓的新闻司长去顶替?
还有那个和我同名同姓的也是中共外交部的元老,曾经的新闻司长吴建民。一天到晚谎话连篇,你真的就不知道,你的南京老乡里面有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学生,正在监狱里服着十年大狱的刑?高贵的驻法大使吴建民,我这个草民吴建民,和你不仅是同名同姓,而且就那么巧,我和你也是同一个中学毕业,南京市第二中学。民国23年建立的国立南京二中,曾经有你的声影,也曾有过我的脚印。当然我和你更是喝着同一个长江水长大的南京人,只不过,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时候,当时 ​​我还只能是个小杆子,而你是贵为外交部新闻司长的官僚大员,但你真的就没有想过,你和钱副总理的这种戏法,有一天会被南京的小杆子拆穿?
历史是无情的。它不会被你们权力操纵就改变原来面貌的。而且被你们颠倒的历史真相也是一定要还原的。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不奇怪,同名同姓不同志,更不奇怪,但是同名同姓,为了欺骗,以国家的名义,去欺骗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务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张冠李戴,忽悠的了一时,是忽悠不了长久的,六四至今已经27年,沧海桑田,很多当事人已经作古,好在我还活着,你和钱其琛也活着,贝克和布什也都健在,搞清当年这个弥天大谎,一点都不难。美国劳改基金会已经查明,美国国务院六四后需要营救的,交给贝克出访所谓三个篮子里面,其中一个人权篮子里面,向中国索要的政治犯名单上的吴建民,就是来自南京六四学潮的学生领袖的吴建民,而绝无可能是中共的外交部的新闻司长吴建民。至于贝克当年为什么以一句:“噢,你放出来了”来调侃,这个基于外交礼仪,谁都能想明白是为什么。
写到这里,我要跟李敖说几句,你李敖,曾经沾沾自喜的说过,我敢骂把我关到牢房里的人。建民我今天要回应你李敖的就是,我也敢骂把你关进牢房里的人,国民党,民进党那一天不挨骂?但是你敢不敢骂把我关进牢房里的人昵?共产党你也骂骂看昵?尤其是你敢不敢到大陆去生活和居住,然后你再骂骂共产 ​​党给我们看看昵。国民党的牢你敢坐,国民党的牢房是什么地方,当年陈铁军,周文雍在国民党的刑场上都可以举行一场浪漫革命婚礼的地方,还有什么稀罕。而共产党的牢房你敢坐吗?共产党的牢房是林昭,张志新这样的人坐的,像你李敖这样媚共媚俗的轻骨头,到了号子里面还能熬到像她们一样上刑场的那一天?你进了共产党的牢房恐怕只需要一天,光是牢头狱霸的那几十招,什么冲凉水,躲猫猫这类的,你可能过不了一半的招数,就死翘翘了。你李敖最大的幸运,就是你生活在台湾,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让你得到了即使是囚犯,也能享有做人的尊严。而中共的牢房,不用我介绍,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滋味,你只要敢跟共产党真的翻脸,就有机会去尝尝的,共产党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李敖去坐牢,也同样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喊共产党万岁。你看看你有多少把握能活着出来?你一天到晚捧共拥共,你在做《李敖谈6.4天安门事件》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弄请了真实的吴建民的身份了吗?对于同名同姓的出现,你是无知还是装傻?你可能认为我这个吴建民,没有媒体大肆报道过,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对于无名无份的人,就可以当他不存在。你知道不知道,六四至今27年来,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无名无份,默默无闻的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你知道不知道,我当年六四南京八九一代的战友,因为六四后继续和我共事,被南京大学开除的王立先生,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钱小奇先生,已经为他们追求的民主事业,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最后我要感谢我当年的发小同学天宏先生,是他的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揭开了我多年来解不开的一个迷。六四后,香港支联会派人和我们南京高自联建立了联系,先后给我们送过来几次港币,支持我们南京高自联建立地下组织,印制民主刊物。但后来,直到我被捕很多年后,外界始终没有传来国际媒体对我们南京这批被抓捕事件的报道,我一度对华叔(司徒华先生)有误会,认为他的港支联对我们南京这个组织被中共破获,四个兄弟被捕判刑,没有向任何国际组织通报,心理有过不爽。以至于后来我出狱后,我曾到访香港几次,也从不和港支联发生任何联系,前几年有我的八九战友齐治平为了求证这件事,联系过香港的武宜三先生,通过他向李卓人先生发信求证过。但我没有太多兴趣,也就一直没有再回复武宜三先生希望我提供进一步证据要求的邮件。
现在读了钱其琛这本书,让我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在1991年的冬天,天已经很冷,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了父母送来的我在外面曾穿过的羽绒服,在我服刑的监狱,来过几位官员找我谈话,他们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情,告诉我,要改变反动立场,只有向政府认罪悔罪,用自己反悔的行为去教育大家,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否则,随便哪个都救不了你,不要以为有什么境外敌对势力在帮助你,可以说,即使是美国政府想帮你,贝克救不了你,布什也救不了你。当时我听到这些话,觉得很可笑,我一个非北京的学生,怎么会联想到美国政府,别说是贝克,布什了,就是香港和我有过那么多接触的支联会都没有想过要救我。我会那么无知,坐在牢房里面等待国际援救吗?
但是向中共认罪悔罪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我从不认为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有什么罪,相反我当一个共产党末代的反革命首犯,没有觉得有什么脸上不好看,可以说那个时候,把我送上刑场,我也会大义凛然的。古今中外,为主义和理想献身的人多了去了。百年前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果当时他直接是被摄政王砍了头,那就没有什么后来的汪主席,但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豪杰。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理想,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只是今天看完了钱其琛和吴建民唱双簧的故事,再回忆起当时那批官员找我谈话提到美国政府救的了救不了的细节,我突然茅塞顿开。原来找我的这些人,应该是带着任务来的,只是我这个人不知趣罢了!
现在也同时解开了港支联的迷,贝克之所以能向中国政府索要我,应该是华叔向美方做过通报的。我更愿意相信,美方向中方索要的政治犯名单,绝不可能是从媒体上道听途说而来的,而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有充分的证据掌握。这两天有朋友和我讨论到这个事情时候说,钱其琛当时在回答贝克名单上所指的吴建民,以美方名单以讹传讹,居然把外交部的新闻司长的名字也列在名单上,指出美方名单错误的时候,会不会贝克也有过一阵犹豫,认为国务院报上来的名单有没有可能搞错了,所以用一句调侃的话在钱其琛面前去化解。我个人理解,绝无可能。美国国务院的名单,绝不是随便制定的。美国的情报部门提供名单,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或者像钱其琛所说的只有个拼音。一定有名单所指人员相关的背景资料。而且贝克的这次访华,是六四后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两年多的首次破冰之旅,全球舆论高度关注,中美两国政府出席会谈的名单,早就会面之前就会双方书面通报,贝克在会谈前就应该很清楚知道当天与会的名单里面,是有一个叫吴建民的新闻司长的。但贝克仍然坚持拿出政治犯名单,索要一个名字也叫吴建民的,你觉得贝克的外交智慧,真的就是会像钱其琛所说的,仅仅是还算机敏。以一句你放出来了去化解窘境的吗?
吴建民
2016,04,15
王立退学证明
王立退学证明
王立退学证明

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吴建民:活着,才能抗争!


照片右起:吴建民、王银智、李勇


    我一直以来,不想就海外的民运救助,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接二连三碰到了我当年的战友的救助问题,使我不能不来说上几句。

    六四至今已经27年,青春年少的小伙,现在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这么多年,多少人是怎么坚持的,怎么抗争的,不用我去多谈,至少在去年我到达美国之前的这26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明白。在共产党强大的专权面前,别说你是上了他们黑名单的六四重点户,时不时需要打击的异议分子,你即使只是一个本人因为强拆,个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抗争了几句的访民。他们都会让你尝尝他们无产阶级铁拳的。在天朝,活着不易。别说是有尊严的活着,即使想像个普通动物一样的活着,有点阳光,有点青草,有点干净的空气,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奢侈品,还谈啥你平头百姓做人的尊严昵。

    很久没有联系到的当年的战友,六四期间,我们南京高自联的秘书长王立贤弟,当年因为六四事件的影响,被南京大学开除。失去了读书和就业的机会。几十年来,他默默无闻,但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时的理想和追求。去年年底从广西传来了病床上的消息,因为患上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我们当年的战友,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我的两位战友,万中和力夫,我们多次商量,心急如焚,派万中飞往广西看望王立兄弟,他们各自捐款2万元,表达对兄弟的慰问。大家都十分盼望我能否在海外能找到一些救助,给王立一些安慰。哪怕仅仅是精神上的安慰。我于是在海外开始了我了解民运救助的事情。很遗憾,没有人理我,谈到给当年的八九一代的救助,很多人对我表示了爱莫能助。唯一有一家基金会,要求我提供申请者的个人资料,尤其是受难资料,重点强调是否坐过牢,我的兄弟王立,虽然没有直接去坐牢,但是他个人的磨难,是不比坐牢受到的苦难少的。他的女儿今年只有7岁,一家三口靠妻子一个中学老师的收入在支撑。为了争取到海外一些救助,王立的家属,还是想方设法弄来了学校当年开除他的官方文件,当我拿着这个文件去找那个基金会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我在脸书上晒出过我的遗憾,但是没有人能理解王立当时的心情,直到今年3月初,王立带着深深地遗憾,告别了我们。在他去世后,网上有人谈到他,我看了后,心理十分悲痛,因为在中国有多少像他这样的六四精英,一生就默默无闻奉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身前身后,无人知晓,无人挂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是几天前,还是六四我当年南京高自联的另一位战友,当时我们指挥部秘书处的重要成员,也是我这个90年南京国安局001号案子的同案犯李勇,当时被判刑2年,出狱后,以齐治平的化名,写了一本《原来这里有个门》这本书,详细谈了南京地区六四前后的民主运动,网上有转载,后来香港也出版过。他一直就被南京当局视为和我同样待遇的敌对分子,屡遭打击,身心疲惫,因为突发心脏病,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虽然经过连续抢救,安装了3根心脏支架,算是活了过来。但是27年来,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他,这次欠下了9万多元的债务,好在国内很多知情的战友,王银智,杨海,李海,赵长青,给予积极呼吁,有很多人给予李勇一些帮助,但是为什么海外就没有一个基金会能对这些八九一代,命悬一线的人伸出援手昵。

    我本人去年流亡海外,在纽约的蒋兄,马上帮助我联系了华盛顿一家基金会,他们对我的情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给我本人寄了3000美元的支票过来,我十分感激。虽然我一家流亡在外,困难重重,但是比起我困难更大的人很多。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位当年的八九一代的战友,我心里很疼,我把这3000美元,分别汇款给王立和李勇两个人各自1万元。我希望李勇能尽快康复。而王立,我对他的无限的怀念,只能在天国遥思了。

    但愿我当年的战友都能健康的活着,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共产党的活字典,我们见证着历史!没有人能摧垮我们的意志。哪怕再难,我们也要活着!
建民2016,04,15,

2016年4月14日星期四

八九一代南京李勇的感谢函




各位八九同学和各界朋友,我是南京的李勇。自昨天上午十点半《救援书》上网公开后,截止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已从微信和工行卡两个渠道获得朋友们的资助合计83147.14元,其中微信零钱两次提现共计6万元(46000+14000),工行卡转账23147.14元。这些帮助,已能够解决我这次的住院费用,所以,我决定从今天下午一点半开始,停止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希望能够得到朋友们的体谅!

从昨天到今天,短短二十七个小时,我一直在微信上不停地加好友,接收红包和转账,那些平时看上去没有任何色彩的数字,一下子就带上了感情,让我动容。

我深知,这些帮助固然是朋友们对我个人的关爱,但更多的,却是对八九学生这个群体的认可,是对专制独裁的唾弃和蔑视!我们是一群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付出代价的曾经的年轻人,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身后,是一群也和我们当年一样年轻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朋友圈一天新增300多位好友就是明证!

今年是伟大的八九民运二十七周年。尽管正义还未获得伸张,但我们八九一代的血还是热的。通过这次救援活动,我们这代人的行动力再次得到了证明。我们还有未竟的事业,我们绝不辜负国人的期许和这个伟大时代的召唤。有人说,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民主化,我们置身其中,深感荣幸,责无旁贷!

有朋友们的支持,我不会倒下!有89同学们的互助,我们将戮力前行!
再次深深感谢向我伸出援手的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李勇 鞠躬敬上
2016.4.14.

我们的血是热的,一直是的!

   很多朋友一夜之间就捐出救急款:近9万元(现在患者李勇已经停止接受捐款了)!说明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记得89一代学生们曾经,而且现在一直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我们的血是热的,一直是的!

   中华民族的血是热的,一直是的!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救援89一代南京李勇的呼吁书

各位八九同学及各界朋友:

此刻,作为27年前的广场青年,真真切切地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再年轻了。或许,我们这些曾经与死亡如此近距离地擦肩而过的八九一代,今天又必须直面过早光顾我们的死神。

前些天,当我们听到李勇病危的那一刻,我们目瞪口呆,心急如焚。感谢上帝,他还是活下来了!

2016年3月23日晚,李勇突发心肌梗死,幸得及时送医,经急救和住院治疗,架了三个支架,死里逃生。但是因无医保,自费承担近九万元医疗费用。

李勇人虽出院,每周尚需两百多元药费,一个月将近千元,全部自费,因病返贫。迫于无奈,我们这些89中人请求八九一代及社会各界予李勇以宝贵的帮助。

南京李勇。1968年生人。1989年春夏之交,南京机械专科学校的在校学生。因积极参加南京地区学运并深度介入“六四”镇压后的地下反抗活动,于1991年7月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二审裁定生效后,又遭原工作单位开除。 

服刑期满后,先后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国保大队监控,系南京市重点管理人口。沦为无工作、无社保、无医保、无任何社会保障的“黑人”。

过去二十七年,李勇从未放弃过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尽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依然坚信中国必将走上宪政民主之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必将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

2009年,李勇以齐治平的笔名在博讯网连载长篇回忆录《原来这里有个门》,忠实记录了1989年南京地区学潮详情,并于2014年在香港出版此书,以便历史研究。

近年来,参与联署了《零八宪章》,是第五批签名人。发起组织了民间“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研讨会”活动(未果),参与推动“大病免费全民推动计划”,发起为江西作家傅志彬因言获罪网络募捐活动。

李勇是89一代仍坚守在大陆的兄弟,此刻,是他人生最为艰困的时刻,他不需要精神上的声援,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强者;他只需要我们拿出一顿饭钱、一条烟钱给予他真实的救援,让这位89一代的汉子不要倒在无钱治病的悲惨境遇中。

我们相信,您的援助会温暖八九一代人的心!

见证人:(按年龄排序)

张善光:89湖南工运领袖
李海:89学生,原北京大学88级研究生
王德邦:89学生,原北京师范大学85级
王银智,89学生,原南京大学85级
杨海:89学生,原青岛海洋大学86级
赵常青:89学生,原陕西师范大学88级
罗茜:89学生,原中国人民大学88级
刘曙光,89学生,原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88级

附:

李勇银行卡:户名:李勇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卡号:621226 4301011527809

李勇微信号:wgshshzylhxm2013(五谷是花生红枣眼泪和小米)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八九一代: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使命

—序齐治平《原来这里有个门》
作者:杨海


这是一本关于八九六四的书,这个话题是我始终不愿意回忆和提起的,所以作者希望写序的请求被我下意识地拖延。这种正在延续的历史,浸透着鲜血和苦难,提起她,有时候要泪流满面。



1989年是一座界碑。这座界碑浸透了中国青年学生的鲜血。八九一代在血泊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历大难者必有大悟”,六四屠杀的炼狱锻造了八九一代充满悲壮的人生。



“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目标在中共统治大陆后,遭到中共的刻意扼杀不再被当做一个事业的目标提起。而“六四”之后,这个目标再一次被提起,并在八九一代的呐喊与牺牲中,愈至响亮和清晰。这个目标蕴育于八十年代自由化的时代,而铸就于鲜血之中,它是八九一代终生奋斗的根本目标。



要谈八九一代就不能不谈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学子们对耀邦先生的深切告慰。“四·二六”社论是何等的杀气腾腾,4月27日的早晨,北京各高校的校园里又是何等的紧张与肃杀!但是,十数万中国青年学生众志成城,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天作豪情面对独裁者的恫吓与叫嚣。“四·二七”大游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是中共统治大陆以来所从未遭遇过的失败。邓小平独裁集团没有想到中国青年学生敢于以如此行动蔑视他们。那天,游行结束回到学校时,各个学校无数白发苍苍的老师满含热泪拥抱他们的英雄,欢呼他们的学生胜利归来。



八九一代在1989年4月27日的英雄壮举是他们的父辈无法想象的。这个胜利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充满自尊与自信地面对中共统治者的威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得到了无可估量的提升,被长期压抑的人性得到了解放,人民的自信心开始树立。“四·二七”大游行是一座光照历史的丰碑,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经过“文革”结束后十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与熏陶,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由于无可抗拒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召唤,八九一代高举民主的大旗冲锋陷阵。在当时,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唯一选择。这种抉择就意味着牺牲。受难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的命运,充满了古老东方的凄凉与悲壮。



即使如此,屠杀的残酷还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在首都北京,在全世界都密切注视的天安门广场,与日本鬼子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相上下的“六四屠杀”开始了,坦克的碾压,机枪的扫射。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的勇敢无畏的中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与丧心病狂无耻堕落的独裁者同时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无法遗忘的1989。



六四屠杀把邓小平、李鹏之流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面对坦克和机枪所表现出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视死如归以生命抗击暴政的英雄气慨震撼了整个世界,赢得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尊重和赞誉,伟大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铸就了充满良知、血性与正义感的“八九一代”。



八九一代的良好声誉绝不应成为某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政治明星对外炫耀、捋掠利益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所有献身于民主运动的中国青年学生所共同创造的,是那些已经为自由民主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学们的鲜血所铸就的。“死者长已矣”,但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八九学生能够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学们。



八九一代虽然倒在血泊之下,但是它没有失败,它激发起更多的中国学子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奋斗终生的信念。凭心而论,八九民运中,学生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可以说是在独自承担着民主事业的重担,虽然力所不能及,但也是别无选择。当时我们的确也得到了父辈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的力度距离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的要求还是太遥远了。我为以后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回避责任而说出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感到羞耻和心寒。“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两句诗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六四屠杀后,八九一代的生存与成长都是艰难的、悲惨的,这里几乎充满一个民族的血泪。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转化思想、开除学籍、不准工作、劳教、劳改、酷刑等等,八九一代的履历上留下了无数政治迫害的烙印。然而,由于有了八九民运的洗礼,在苦难与迫害的磨砺中,八九一代愈显执着与坚定。八九一代中一大批优秀者已经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领域崭露头角,在民运、维权、传媒、思想界更是风头甚劲,而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主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则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着重谈谈下面几位八九一代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长期以来公开坚持、宣扬人权民主理念,为当局所忌恨,虽遭到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迫害仍斗志弥坚但却不为世人所熟知的自由知识分子。



先说江棋生。这或许是因为江棋生年长我们二十岁。的确,从年纪上看这是事实。但是我始终愿意把江棋生视为八九一代的杰出代表者之一。在八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是以学生的身份积极介入学运的。江棋生温文儒雅,待人真挚,平易近人,同学们都视他为兄长、学长,八九年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对话团常委。六四屠杀后,面对独裁者,江棋生不屑于委身妥协,被关入秦城监狱。获释后,信念愈坚,立言著述,仗义执言,为人权民主事业不懈努力。



江棋生的著述由于当局的封杀不可能在大陆集结成册,但是,他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由于我手头的材料都给了朋友传阅,无法收回,因此不能一一详列。但我还是记得他在与一个朋友的对话录中的几句警世名言:“我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区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1998年,江棋生与林牧、丁子霖先生一起联署两个宣言,大力倡导与推动“公民运动”。以公民运动的方式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是八九以来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经过长期思考和探求所达成的最为广泛、最为牢固的共识,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民运动与公民社会理念的提出迅速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方法》杂志在1999年第一期中就以“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为专题进行讨论,王富仁、秦晖、何光沪、何怀宏等许多学者撰文发表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我注意到,在这以后,在大陆的媒体上,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和进步媒体开始更多的使用和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江棋生作为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始终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姿态秉笔直言、捍卫人权、抨击时弊,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和赞誉。



1999年,江棋生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身体力行,一扫书生之气,走上北京街头张贴“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灵”的传单,被当局非法羁押,在被关押14个月后,被以颠覆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仍旧坚守大陆,意志弥坚。



再说刘贤斌。刘贤斌是八九一代中一位丰碑性的人物。刘贤斌与我同年,都是1968年出生,属猴。刘贤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管理学院87级学生,积极投身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六四后,依然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于1991年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1994年出狱后,他又全身心投入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在98年组党遭到大镇压后,刘贤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挺身而出,担当起整合的重任,后被当局处13年有期徒刑。虽出师未捷,担其尽心竭力,堪称楷模。刘贤斌性格温和,组织能力很强。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他近似苦行僧的生活让人感动,他那高尚的人格、坚韧不拔的意志、执着的信念,我一直是非常钦佩的。我认为,在大陆坚持民主人权运动的八九学生中,刘贤斌是实干家,是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2008年出狱,2010年又遭抓捕,判刑10年。现在仍在狱中。



六四之后,一直在大陆毅然决然坚持的八九学生中,也不乏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学者。王天成、傅国涌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者。王天成原系86级北京大学宪法学研究生,89年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法律系讲师。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以胡石根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毅然决然地扛起89大旗,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文笔犀利的王天成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出任中国自民党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的宣传部长。1992年5月,自民党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胡石根等自民党临时中央的二十多位同志被捕。同年8月,王天成被捕。后来,被罗织“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罪名的胡石根被处20年有期徒刑,王天成被处5年徒刑。1997年,王天成刑满出狱。出狱后的王天成仍致力于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学术研究。短短的时间内,他参与选题、翻译学术名著《政治的罪恶》;撰写学术论文,他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三论共和国》立意深刻,逻辑严密,其敏锐的洞察力受到极大的赞誉。尤其《论共和国》一文堪称力作,它为国家未来体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思路。王天成学术而后坐牢,坐牢而后继续学术。在生存的重压下,在没有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他顽强的坚守着,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已经开始为世人所瞩目,而他心灵深处所付的代价是人们难以想象的。随后出国,在美国坚持大陆民主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同王天成的经历相似,傅国涌两次入狱。他第二次出狱是在1998年底。傅国涌是一个勤奋的思想者。“贫贱不能移”,傅国涌就是在极度贫困中坚持写作的。1999年我在北京作书,他的《世纪悲歌》(联系出版时改名为《自由的悲歌》)一书的书稿最早交给我。这本书的出版历程可以再写一本书。从秋天到春天,历经二十多家出版社,有时几乎大功告成了,但是到最后总是由于出版社细读此书后害怕遭中宣部查处而致夭折。《自由的悲歌》的遭遇是大陆出版自由的悲歌。书中几十篇文章,深刻剖析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专制的政治传统,其水准之高,倍受读过书稿的朋友的称道。即使那些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称赞不已。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是流着眼泪读完全书的。怀着平常心,傅国涌求索着,他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做事风格,他那“不能日日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执着,是他的最好写照。目前,傅国涌已经冲破了当局对他设置的种种藩篱,以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和睿智的思想,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一位大家。



八九一代的崛起把民主维权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八九一代里也是鱼龙混杂,也有投机分子,也有叛徒,也有品德卑劣者,但是,八九一代毕竟是一座宝矿,正如一个朋友的两句诗所言,“千淘万滤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除了江棋生、刘贤斌,除了王天成、傅国涌,还有许许多多我熟识的八九战友无法一一提起,甚至包括还在狱中的陈卫、赵常青、郭飞雄。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良知、正义、信念、希望和坚守。因为他们,我感到自豪。



八九一代的优秀者,他们还在坚守着,没有怨言,没有奢求,只有责任与使命。即使为此而忍受苦难、承受迫害,他们也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起一个民族的苦难。这也是他们一生都无可回避的宿命。



是为序。
—— 作者惠寄

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吴建民:王立是谁?王立是八九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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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是谁?王立是八九一代。八九时候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是当年六四时候我们南京高自联的成员,我的战友。包括后六四阶段,我们一起搞出版,搞串联,搞组织。九〇年南京国安局定我们这个团队为〇〇1号反革命集团案抓捕的时候,他就关在我的隔壁。他当时被他们逼供的喊叫声,后来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等我九七年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虽未判刑,但是被学校除名。流落他乡。最近有当年的战友告诉我,最近知道了他的近况,他现在已经不幸患上十二指肠球癌的绝症,目前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四个多月了,每天高昂的治疗费用,他不堪重负,膝下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需要抚养。靠太太当老师的微薄收入支撑着整个家庭。我们几位当年的战友知道他的近况后,专门派1位战友去广西医院里面探望了他,我们几个也尽绵薄之力,每人出个1万,2万的,给他一点微小的帮助。但是与他每天两千元的治疗费用相比,杯水车薪。我一直致力于联系海外的一些帮助六四难友的基金会,希望能帮他争取到一些帮助。他们向我要王立的各种证明,王立能提供的只有这张学校除名的证明。但基金会表示要有他坐牢的证明。他虽然没有坐牢,但是他的一生都是致力于中国民主,他在中国的这个大牢房里面已经消磨了他一生热血。
有多少像王立这样,默默无闻的六四难友。我们这个世界曾记起过他们吗?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

未来的历史意味深长 ——郭飞雄(杨茂东)法庭辩护词 
郭飞雄



编者注:这是2014年11月郭飞雄(杨茂东)案一审开庭时,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自辩词——当然没有让他讲完,当时因时间关系只记录了一部分。郭飞雄案二审判决在即,现在首次发布自辩词完整版,其中很多事实细节,是非曲直,径付公论。

时候到了。我又一次站到了这个法庭上。这个法庭真不一般。它是一个有着特殊深度的法庭,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法律生活某一侧面的缩影。从一个方向上,我看到了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极权维稳机器,看到了它的齿轮、它的铰链,看到了良法与恶法的纠缠与交战,人性未灭或人性将灭。从另一个方向上,我看到了永恒的自然法、永恒的上苍和永恒的历史在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激起的波涛。

在这个法庭上,我要用自己的叙述方式,讲出我参加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争和政治集会的真实情况。我的初衷、核心考量、运作、行动和平衡手法;讲出我推动对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题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活动的基本思路和法律性事实。

我的陈述有着内在的、深层的、连贯的逻辑线路。请所有的朋友耐心地倾听,有了事实,你们自然可以各自判断。

一、缘起

大约在1999年夏季某日,有位河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同村一个穷人家庭的孩子被老师一拳打在太阳穴倒地而死,老师是村长的儿子。中国农民久处于极权金字塔底层,一旦遭遇权贵侵害,现有司法渠道几乎都会对他们关闭。孩子父母走投无路,想找有良心的报纸曝光此事,朋友请我襄助,我找到《南方周末》一位著名记者,他回复:只要快递来相关文字和图片,确认可靠后就可前往采访。我立即转告,但一周后传来消息,孩子母亲已在高压下被迫接受“私了”。事情结局虽令人愤怒和无奈,但此番经历让我感觉到:在弱势族群遭受人权危难之际,《南方周末》是可以求助和指望的。二十余年来,我们曾在这份有着血性和体温的报纸上读到无数篇揭露强权践踏人权的黑恶、伸张正义呼吁法治的报道。

2000年8月,一篇关于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朱镕基要求解决“三农危机”的报道,刊登在《南方周末》头版。“三农”问题由此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一极。事态直接激发了生为农民子弟的我内心深处对土地、母体的关切体认。后来我成为李昌平先生的朋友并多次向他请教。综合我的南方市场经验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一套运用自由市场、人权法治、社会保障和基层民主自治诸手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操作思路在我心中长期酝酿。我参与多地多个村庄的农民维权抗争的思想起点即在于此。许多信奉自由人权价值的读者都曾讲述过类似经验,无数自由思想的基因序列都可最早追溯到《南方周末》的某篇文字,这份兼容了海洋新空气和中原泥土香的报纸所奉献的新资讯、新思想生长点,已锲入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在高度管制下,《南方周末》能从夹缝中开拓出一块虽有限、但生机盎然的言论自由净土,堪称奇迹。同时支撑这一奇迹的,还有南方报业内诸姊妹媒体,她们在默契中互相依托,以真实的报道突破封锁和谎言,见证了中国社会不灭的公义和良知:2003年春,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一间收容所被打死,事经《南方都市报》重磅报道,引发举国声讨。民意压力下,胡温政府撤销了《国务院收容审查条例》。恶法消亡引致的人权改善,对于多年来像牲畜一样被搜查、驱逐、殴打、关押的农民工以及其他流动族群的人身保障的意义,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2005年7月至9月,我曾参与广州番禹太石村民罢免村官事件的运作,这是一起按照法律程序推进、具有宪政意义的民主实验。事一肇端,《南方农村报》即以《沙堆上的民主》为题率先披露,不�¹ �,《南方都市报》也对罢免动议确认现场作了跟进报道。良心媒体的努力,使抗争的农民得以避免被官僚集团“黑箱作业”的厄运。我曾亲见,农民的感激溢于言表。

无数事例足资证明,《南方周末》及其姊妹媒体《南方都市报》等,以其劳作和担当,矗立为中国大陆“自由重镇”、“人民唯舌”,而为中国民间社会所倚重。正因为如此,2013年1月初,当《南方周末》因“中国梦,宪政梦”一文被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阉割,其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表达权遭到思想警察头目的严重侵犯之际,中国网络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作出了强烈反应,1月7日全天,先后有数千公民聚集在南方报业大门外,声援勇敢抗争的《南方周末》编辑记者,抗议专制者的非法打压。人们表达了基本良知正义感,以及对极权主义思想禁锢的厌恶、痛恨。这也是受益于自由媒体的自由力量对自由媒体的反哺、呵护。

审慎地说,寒冬时节,数千公民先后在南方报业大门外的街头聚集,非任何个人所能鼓动或煽惑。1月4日至6日,新浪、搜狐、腾讯等各大微博上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声援南周的热浪近乎沸腾、爆炸,充分彰显了中国大陆自由思想阵营和公民社会的成型、壮阔,南周媒体人的勇敢抗争将一代争自由、反极权的心灵点燃,由文字激荡到地面直接行为,实为水到渠成。我个人,倒真心希望我能在此高压时代鼓动起数千人聚集街头争取民主,但我无权贪天功为己有。

我的贡献是在另一个层面。

早在2012年什邡、宁波环保维权群体事件发生时,我便高度关注,思索着如果类似事态发生在广州,我们是否有能力将民众自发的抗争力,个案性、地域性的诉求,引导到更勇敢、更主动地表达全民的诉求、争取普遍的自由民主权利、有序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政治实验方向。这种政治实验将排除骚乱、愤激和各方破坏,以公民社会的自我规制、自我约束,锻造出和平、理性、可控、建设性的街头政治范例,由此层叠累进,为中国社会趟出一条非敌对性的有序政治开放和公民社会决定性成长之路,通向自由民主宪政的全面铺设。

所以,在1月4日晚南周媒体人的签名抗议初现于新浪微博后数小时,我便对形势作了一番预测,继而开启了我头脑中的“政治实验”旋钮。在包括我在内的广州公民社会成员们或分散、或集约的努力下,南方报业门外的公民街头聚集,其群体活动导向,由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扩展、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现场展示的以“新闻自由、宪政民主”为主打的政治标牌,自由民主行动者所做的正式的政治演讲、政治传播,成为人群聚集活动的中心。斯二者,使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演变成为真正的、主题鲜明的政治集会,被舆论公认为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那种直接行动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传统,在新的平台、新的时间节点上得以接续、延伸。

切勿以为,我们这些自由民主战士是打着声援南周、捍卫言论自由的幌子,真实意图是为了制造动乱,寻机夺权,甚至颠覆。此乃以极权专制主义者之心,度自由民主主义者之腹,也太小瞧了我们这些已将生命和自由民主事业融为一体的行动者的雄心壮志;我们要以猛士陷阵、肉体担当的递进行动,合众人之力,集古今之智,营造格局,控制格局,铸成以民力彻底制衡官力的社会版图,为中国、也为人类原创出一个成熟的大国宪政民主政体。我们的个人目标在于理想制度成为现实,而非数年即逝的个人权力。自由不成,奋斗不息。人生至此,不亦至乐?!

我们已经通过公开的行动和演说明白无误地昭示了:我们的政治集会,是在呵护中国的良心、人民的喉舌。我们不仅在为受侵犯的南周编辑记者争言论自由,也在为所有的中国人争言论自由,我们是在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权利而战斗。我们的直接情感(呵护、愤怒)是真切的,我们的理想性宣示(言论自由及其制度保障宪政民主)也是真切的。因为我们已经觉醒,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人类具有不同于动物的做人尊严,理当摆脱动物般闭口无言的、被动的、被奴役的臣民状态,享有公共精神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

言论自由的本质是一国公民对公共事务或非公共事务的表达权。享有言论自由的公民,通过公共媒介,创造出一个精神性的公共空间,在其间交流互动。故言论自由权利是人类过一种不同于沉默无言的动物、而与人类尊严和群居本性相称的公共精神生活权利。它是人民主权在大地上投出的第一道射线,是主权的人民集合体和拥有个人政治主权的公民个体的公共平台发言权。其他重要的政治权利,如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等,皆以言论自由为必要条件。言论自由状态下,多元思想流派和多元利益诉求文明理性地相互竞争、博弈,使社会公共生活更加健康、平衡,当民声、民意聚集之际,言论自由又是人民力量的放大器、倍增器。因此,言论自由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之一。

为包括南周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争言论自由,是南方报业大门外三日政治集会参与者的主要目的,对这一伟大主题的确认、弘扬,昭示了我们真挚的正义感、坦荡的人性,以及对于自由民主思想深刻、宽阔的理解。

至于我本人,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参与声援南周事件的全部活动,除了“捍卫包括南周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一重要目标外,还有第二层级,同样深邃的政治意图:通过使南方报业大门外的街头聚集政治化,造成政治集会的既成事实,把纸上的公民政治权利逐步落实为地面上的现实权利,进而以此促进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常态化,为未来的政治开放打造舆论基础和行动惯例。

这两个目的,即是我个人以声援南周的街头抗争活动为平台进行的政治实验的核心考量。1月4日至9日我所有的运作和行动,都以此二者为出发点。

 

捕捉重大历史机遇,在个案抗争平台上进行政治实验、集结民力,推进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进程,这并非我的个人私好,而是我们维权运动主要的政治操作方略之一。它建立在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面反思、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心趋向的深层洞察上。自1989年波澜壮阔的学潮失败后,1991年、1993年、1998年,先后有多波民主先驱依据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英勇卓绝地冲击党禁,因后极权体系严密封锁和残酷打压,未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扩散效应。先驱者的壮举为民主运动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与此同时,新的民间力量在大地深处孕育。19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传入中国,至此,中国人得以窥视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精髓,在其滋润下,倾向自由的知识阶层基本完成了宪政民主启蒙。由书本到地面指日可待。此时互联网又为文明奉上了低æ ��本、巨能量的信息传播、思想集结、行动协同的工具。作为社会基础,长期的经济发展培育了数亿人的个人实力、活动空间和独立人格自觉。这进一步促成了一代人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在这些大尺度、宏观因果背景下,2003年初,在孙志刚事件中,中国社会各阶层达成了一次罕见的全民联动,维权运动就在此时兴起了。

维权运动初起时,以法律个案、尤其是政治迫害案的法律维权和社会联动为主要活动方式,代表人物为许志永博士和莫少平律师。

2005年1月,从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出的新一代行动者,深受八宝山现场人气激荡的感染,决意提升民主运动。半年内,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横空突起,维权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是为其定名、成型之始。客观地说,作为集悼念者、策划者、行动者于一身的当事人,我和范亚峰实际上是维权运动的最早定义者,即其主要概念、政治思想、操作策略的原初打造者。数月后加入的高智晟律师是当时法庭斗争的主要支柱之一。范亚峰博士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引入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律师团群体运作模式,组建了蔡卓华非法印刷圣经案维权律师团,高智晟律师担任主辩,时为2005年7月。我在为此案阐发思想价值时,最早在网络公共空间正面论述、弘扬了“捍卫宗教自由”的宏大主题,并把此案的信息公开运作予以全球化。此前,� �外媒扩散乃是普遍恐惧的雷区。许多基本的集群维权技术和策略都在此时风云际会。7月底,广州市番禹区太石村罢免村官运动爆发,我出任村民的法律顾问,村民早先的经济抗争升级为政治维权斗争。当区民政局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条款。拒绝批复罢免动议时,村民发动了接力绝食。广州的自由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律师、商人、南方系报纸、三大电视台和国际媒体先后介入,北京等地维权中坚力量步步呼应,形成结构和背景的支撑。这是维权运动主动发起的第一个政治实验,“捍卫法律下的民主选举权”是此案弘扬的宏大政治主题。村民履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是为了保障成文法规定的罢免程序及其司法救济渠道不被官僚集团蛮横关闭。这种以法律斗争为核心手段推进民主选举的运作形式,使得太石村民主实验具备了 宪政意义,也使它赢得了全社会同情和立体介入。至此,维权运动的政治理念和操作方略初步成型。其要旨大致可概述如下:

1、集结自由民主行动者、思想家、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草根领袖和底层抗争者、记者、作家等,以法律个案或政治事件为依托,形成行动性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集群内无等级命令关系,系多中心、松散的扁平结构,靠价值和目标认同、公民自觉、规则伦理、口碑、信用等实现行动连结和自我建设。其反集权、重个人自由的契约关系,被认为是对未来自由民主社会中民间政治组织机制的探索或预演。

2、政治事件法律化,法律力量政治化,通过自然法和良法意义上的合法斗争占据公共精神生活主流空间,通过力量集结和政治维权推动民主运动。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的法律程序和纸上权利的司法救济运作区间内放手推动,降低行动的风险成本,扩展社会参与面。通过个案维权、政治实验、定向社会运作等操作方式,大无畏地高扬“宏大政治主题”,施之以网络加速、舆论热爆,启蒙、动员被侵害的底层民众和各界自由人士,加入行动者的公民社会,捍卫、扩展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从而壮大中国民主运动的声威和政治实力。

维权运动是继冲击党禁之后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阶段。从定义之始、集群崛起之始,它就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和深层目标。“搞政治”是我们的初衷、本质和本色。极权主义通过残酷打压、分而治之,竭力在民间制造对政治的恐惧。我们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践行、弘扬,以及有效、可行、持久的群体集结,真实地、逐波逐流地帮助社会各阶层消除对政治的恐惧和虚假冷漠,复归公民的主体自觉、政治权利的自然履行。通过扁平结构无形组织有形联动、政治事件法律化、中性法律区间内的公开扩展、个案运作和政治实验的目标调控、对统治集团的善意启蒙等方式的综合运用,维权运动成功破除了六四后政治恐惧和政治冷漠弥漫的历史难题,初步解决了民主运动对社会立体纵深动员的战略需求。十年来,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 有了大数量级的跃迁,自由民主行动者、思想者由被迫的边缘重回民间社会公共精神生活主流。自由阵营雄厚的底蕴和多中心网状结构,使维权运动屡屡扛住巨无霸的无情打压并借机涨潮。在这一点上,维权运动堪称历史上“最善于挨打”的政治力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权运动或许占有了部分真理,它可能有很大机会在中国这块土地建成宪政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实现重大的历史性原创。

3、维权运动成功实现了自由主义与底层运动的政治联合。这似乎突破了理论界盘桓已久的左右之争,并使民主运动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道义支撑。一些论者认为,维权运动是在底层社会的经济维权、人权抗争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流是非政治诉求,游离于民主运动之外。这是对维权运动的严重误解。历史事实是:先有太石村民主实验等政治维权磅礴推出、震憾中外,而后经过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主动、有效的连结,在维权律师群体的艰辛努力下,过往主要依靠上访来抗争的底层民众才被引向法律程序维权轨道。进而,几乎所有的民间抗争,甚至包括非法律的反抗,都被舆论统称为维权活动。这既是维权运动名号的自然泛化,也是其版图合乎逻辑的扩展。但是,政治维权和自由民主行动者依然是整个维权运动的灵魂、龙头,是其稳定、当ä ��不让的主流,在与维权律师携手后,底层抗争者往往汇入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事业的浩荡洪流中。

4、维权运动超越了敌对性零和模式,它通过政治实验、社会运作和力量集结所推动的民主运动,具有本质的和平、理性、可控、建设性。它的政治实质是思想斗争:它坚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普世价值的真理性,并主要借助此真理性的威力,对极权阵营发起“攻心战”。它以成功行动为示范,昭示“法律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道德感召力、现实可操作性和制度整合力,击破僵化思维所散布的民主将引发敌对、撕裂、大动乱的谎言。它摒弃任何阵营固化并防止旧的反自由因素在新世界的复制、自由民主行动者本身需要按照自由契约规则进行自我启蒙、自我建设。而极权主义铜墙铁壁在普世价值阳光照耀下冰消雪融之际,其间接受启蒙的向善者亦可分享政治开放和自由竞争的无限机遇。

5、维权运动充分利用了信息革命所开发的新技术、新的人际互动方式,将所连结的虚构空间作为公民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平台之一。它还坚定地、无畏地接纳了国际社会中众多有良知的媒体、政府、议会、人民和人权组织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道义支持。由于维权运动的上述思想底蕴和创造性的行动探索,中国民间社会各种抗争力量实现了维权旗帜下的大联合,并在打压中步步升级。2006年中陈光诚、高智晟和我先后被捕入狱,胡佳等人勇敢地站出来,抗击镇压的逆流。2008年底,民主运动老战士张祖桦和刘晓波等发起了《零八宪章》签名运动,将民主运动对知识界的动员引向新高度。胡佳和刘晓波亦被捕入狱并先后获得了国际大奖,中国民主运动的声誉因之传遍全球。在法律界,江天勇、李和平、唐荆陵、唐吉田、滕彪等律师带动大批新锐律师 ,勇敢地介入众多所谓“敏感”的重大法律案件,并操盘了维权运动和底层运动的现实连结。是为维权运动全面纵深突进期,即其第三阶段。2011年“茉莉花行动”是其第四阶段。它以履行集会自由等公民政治权利为朦胧主体和主要活动方式。特务体系的疯狂打压使它止步,但参与者受难担当、精诚贯日的壮举及其展示的高贵精神气质在网络公共空间激发了更大的公民参与浪潮。在这一阶段中,一大批律师组成的“维权律师2.0版”在人权维护和法律技术方面的探索引起了世人瞩目,这一新集群遂成为维权运动在中性区间内突进的结构性支柱之一。

自2011年全国各地网友“围观”陈光诚家乡东师古村开始,到目前为止,为维权运动第五阶段。这一阶段以公开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为中心,北京的“新公民运动”,上海、长沙、武汉、南宁等城市公民圈的“同城饭醉”,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旋转。藉声援南周事件的历史契机,广州公民社会在街头政治上率先取得了突破。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三日政治集会的良性刺激下,北京公民社会发动了“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街头宣传活动。继而,广州公民社会再次推出宏大政治主题,发动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活动,孙德胜和袁奉初(袁兵)进行的“八城快闪”乃是对这一宏大政治主题的系列街头宣传。街头政治一时风云再起,引发了后极权特务体系的惊恐,这是我们这一波自由民主行动者被抓捕的直接原�› �。

从中观历史尺度观照,我们目前的命运,不过是维权运动向着全面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不断开放的征途中必然遭遇的一幕。随着自由阵营声威的增长、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日趋成熟,以及政治恐惧症减弱后越来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维权运动的主干部分渐渐由中性法律区间和低烈度政治场域,移向强政治场域。2012年底中共领导层换届,使后极权体系内有限任期制的部分积极因素有所释放。主客对比之下,中国社会非敌对的和平转型概率增大,升级维权运动乃成为我们这些自由民主理想践行者注定的选择。

在维权运动的这一强政治阶段,我的基本政治操作理念是:

1、高扬人民主权的理想和公民的主体性,有序铺开对公民的选举权与参选权、言论自由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结社自由权、地方与基层自治权、监督权与罢免权、法律创制权、全民公决权等政治权利的公开、积极履行。由权力私有转变为权力公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革命。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公民个人,实质分享了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地位,因而被人类文明赋予了“大地上的神性”。我们决不能因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的妥协或权衡,就抹煞了“自然法下的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所具有的理想性和神性的光辉。呼唤永恒的人道理想和神圣的人权理念,激励人们自省道德人格上每个人所拥有的珍贵的精神价值——这是主权和主体之源,由此出发,促进一代人确立个人主权、主体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这是维权运动担当的人道启蒙事业所追�± �的精神高度。而最好的启蒙是行动,是公民主体争自由、争民主的社会行动。维权运动所推动的民主行动,具体地以公民政治权利的实质扩展作为民主化进程的衡量指标。高扬理想,激发人们争自由、反极权的道德勇气,在自然法和良法规制下,坚决、有序地推进对上述各项公民政治权利的履行,并以此为引擎盘活全局,促成政体革命,是我们核心、深邃的操作方略。

2、有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帮助各类抗争者汇入公民社会公开、集约、法律性活动空间,促进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全面自治,以独立、发达的公民社会作为民主运动的实力依托和全体人民自由联合的基本方式。“建设公民社会”的思想表述着这样一个深刻洞见:国家起源于社会,却凌驾于社会之上,故自由的社会必须对国家与社会分权划界,以社会制衡国家。维权运动的使命之一就是把这一政治真理操作成现实的政治社会版图,使未来的宪政民主政体因之获得持久的基础支撑。公民社会既包括政治团体,也包括各类功能性社团,它的结构是海洋般多元扁平、相对松散、共识推动的自发秩序,个体要素的独立、自由是其精魂。公民社会建设进程的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困难的步骤是营造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反对党的成型和成熟�¼ �这是公民社会政治版块的核心所在。维权运动现阶段实质上是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未来也必然会走向反对党。但如果我们不能动员和整合中国社会的纵深力量,不能建设强大、自由的公民社会并以此为依托,而是作为一个势单力薄的反对派而存在,那么,我们将很难避免“官强民弱”的俄罗斯普京威权下的“半拉子转型”在中国重演。有鉴于此,我们应在政治反对运动的前段和中段,致力于培植壮阔深邃的社会基础,将建设一个反对运动的永恒母体,一个强大而规范的公民社会,作为我们政治行动的重要导向。自由阵营的龙身,当盘桓于法律政治、思想斗争、民间自治诸领域,饱浸深纳,久要不去。

3、为促成未来的和平转型,在民主运动的龙头——街头政治方面,采取可控的政治实验方式,避免激烈对抗,减少负面效应,探索有序政治开放、官民共赢之路。专制者的过分恐惧、民众对幸福生活的保守渴求,都在我们严肃的考量中。我们的政治实验策略目标,不是街头决战,而是通过舆论放大等杠杆作用,以小事件撬动大格局,促进全国民主浪潮涌动。为防止失控、将官民逼入极端选择,多种平衡手段和张弛组合都在我们的长期酝酿、熬炼、尝试中。

4、有效地、超越性地助推用法治资源重构中国社会的大势,实现政治和社会游戏规则的全面现代化。作为数千年皇权专制践踏的人道沼泽和极权乌托邦实验的重灾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中国今天这样对待法治规则产生如此巨大的渴求。维权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乃是将阵容庞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推上了历史变革的枢纽地位。以这些法治先锋和民主斗士为原点,通过法律斗争维护人权和政治权利,促进司法独立,正成为中国社会规则进化的主流秩序之一。

5、上述操作思路皆秉承着一种有条件搁置了和平转型之外的变革方略的有序政体革命模式,其间内含着对程序文明的深层预设,没有宪法和法律的重修,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常态化,也不可能实现全国圆桌共识下的政治开放进程安排。故促成修法是多元共赢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起点,也是近阶段民主冲刺、施压促变的重心之一。

根据我的上述基本政治理念和政治实验思路,即可对我在声援南周事件中的运作和行动作出清晰的、有条理的概述和评估。此次街头抗争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公民同情,声援南周的自发群体活动升级为争自由的政治集会,其间有三大线索具有决定意义:

1、1月6日袁小华在南方报业大门外打出的“声援南方周末,捍卫新闻自由”标牌,尤其是1月7日上午袁奉初(袁兵)在现场打出的“庹毒不除,广东自宫。新闻自由,宪政民主”标牌,充当了由网络到地面政治表达的桥梁,直接亮出了广州公民社会鲜明的政治主张,点燃了抗议者心中的自由民主理想火焰。在其示范和激荡下,人们突破了心中的政治恐惧,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激情,进而加入到政治演讲、宣传、讨论和声援抗议的集合中。

2、我在1月7日中午紧张完成对此次街头抗争的网络新闻发布后赶到南方报业大门外所作的政治演讲,以及刘远东、袁奉初(袁兵)等人在现场进行的持续性的政治演讲、讨论和宣传,起到了为政治集会定位、固盘、支撑格局的基础作用。

3、广州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聚餐、公园主题聚会、维权律师等群体自动汇入,成为政治集合现场的活动中心,也充当了维持秩序、排除扰乱的中坚力量。

这中间,我的作用如何具体、全面地确认?

我很高兴地承认:迎着历史性的机会,我主动地、系统地、又不失中国人的含蓄地展开了街头政治实验运作;我在1月4日至6日在各种场合所作的网络声援热浪必将引发地面抗议的预言,客观上应对广州部分街头行动派产生了较大激励力;1月6日和1月7日袁小华、袁奉初(袁兵)两次关键性的举牌行动,虽然不是由我建议采取的,而是二人出于民主理想和公民自觉主动而为,但当他们分别询问我标牌上应当写些什么时,我明确指出:应当直奔言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政治主题,让全国民众知道我们捍卫什么、追求什么;我在事前和事中所作的网络宣传、微博报道,对政治集会不无造势之效;关键时间节点,我出现于南方报业大门外发表政治演讲,既是为了政治升级、定位,也是为了设限、节制;2012年全年,南方维权运动异常活跃,街头事件迭出ï ��我作为有着近30年斗争经历的老民运、老维权,对于广州公民社会“扎硬寨,打硬仗”风格的形成和公民聚餐、公园主题聚会、维权律师等团队的凝聚,付出了不少心力,亦不无协调之功。我的基本出发点是尽义务、推大局,若非此次被抓捕、构罪、上法庭,必须直面历史,坦露真情,像这样公开表白,自我评估,实有违我的本性。

总之,聚众,非我所聚。升级,我有大功。点燃火焰,高亮主题,将已聚之众的自发抗议升级至政治集会状态,我起到了一定作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在造成政治集会的既成事实后,广州公民社会同时又立即面临着严峻的使命:如何使这一多年罕见的政治集会有序地进行下去,在和平、理性、节制、规范方面为全国作出优良的示范,以增强全社会共识,为促进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常态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相反?

为实现南方报业大门外的政治集会的有序性,广州公民社会主动采取了以下措施:

1、接受现场治安警察的合理建议,为避免影响交通,由南方报业门外的包括干道在内的一小半圆形区域,全部退到干道以内的人行道走廊。这其实是1月7日上午抗议者们的集体自觉选择,反映了广州公民的高素质、普遍的规则意识和宽容、妥协、互动精神。

2、自我节制,严格限定行动的目标和区域。“言论自由、宪政民主”是我们高扬的宏大政治主题,但我们将街头抗争和政治集会的具体行动目标,仅仅限定为同情声援、抗议施压、宣传主题、捍卫南周编辑记者的独立采编权。我们之所以没有提出“庹震不辞职,我们天天来”之类的主张,乃是吸取了过去学潮“意志较量”人际冲突的教训。为防止目标升级,我们也在交换意见后否决了到省委大门口抗议的建议。

3、每日下午5:00-5:30主动撤离,创下了三日政治集会收放自如的行动惯例。在这一点上,我主动发挥了较大作用。1月7日下午,在现场,我一直思索着:傍晚之前我们必须主动收场,以防一切混乱、意外。5:00左右,现场一警察发话招呼:都快下班了,你们也累了一天,该回家了。我觉得此话有理,是时候了。见抗议者神色犹豫,我便扬手招呼在场的公民社会活跃人士一道离开,在此我充分运明了我的年龄和资历优势,人群随后基本散去。秘密警察似乎认为这一幕可以证明我是领头的,上前对着我的头部和不时扬起的手放肆地跟踪拍摄,我以微笑报之。我的临场决定建立在多年来对89学潮的反思和对各国可控集会游行示威经验的吸纳上,实为深思熟虑。

4、每日从现场撤出后,参加抗议者自发形成的饭局,实际发挥了无形协调之功效。大家就有限目标、有序行动、自我克制、排除扰乱、善意表达等达成诸多共识。为呵护格局,我有意抑制了一些更强烈的表达。这对抗议现场良性秩序和轻松氛围的形成,不无促进之力。

5、广州公民社会之参加抗议者,主动维持现场秩序,及时制止或处置各类纠纷、干扰、破坏以及其他有违通行、卫生的事情。律师张纾多次和我当面或在电话中探讨如何改进规劝在场者勿误踩花草、用纸袋捡拾垃圾碎片等公益活动的琐碎细节。当著名反腐人士区伯遭遇来自支持政府一方的小团队挑起的人身冲突时,我和律师们急忙伸臂拦开双方,并作出随时准备抱腰拉架之势。对诸如此类小细节,我们皆当作大事严肃应对,并不断相互招呼知会。

6、集会现场一个舞台剧般的画面是由十几位举着毛像人士组成的毛派队伍,作为南周声援者之反对派出场,治安警察聪明地将他们单独安排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以北位置,但毛派队伍在一位扛大旗的壮小伙带领下,数次冲向南方报业大门外以南的抗议人群,幸有数位老民运以躯体扛住其冲击动能。这几位老民运主动选择,专司其职,默守岗位,几无人知。我曾向多位活跃人士反复建议:对毛派队伍的挑衅一定要忍让,不作言辞回应,如对方使用蛮力闹场,可立即向现场警察投诉,并拍照公布。毛派队伍有其表达反对南周和南周声援者的权利,他们的存在有助左右平衡,令政治集会更多元。当然,最后的确没有发生冲突。但遗憾的是,1月10日清场时,一位自由民主行动者发现,将他强行用车带到军区礼堂暂时扣押的警察,其中之一,居然正是�¯ �派队伍中扛大旗、带头冲击抗议人群的壮小伙,原来此人拥有双重身份。

7、我在事后通过网络和微博正式解说、推介此次政治集会时,对事件纵深作了客观的、有分寸的评价:三日政治集会未被中途驱散、治安警察现场不无建设性,我们自由民主行动者出门时未被拦截、现场也未被抓走,1月10日清场时未打人、也未刑拘人。在后极权高压大势下,某种意义上,这些都表明广东省主要官员具有一定容忍度。我及时肯定了这一点,并宣布:如省市领导人推动真诚的政治改革,我们愿予以支持。我所释放的信号是:我们是在以自我克制显示善意,以公正评价让官民共享政治实验的荣誉,以小共赢的结果促进大共识的形成,再以大共识促成大共赢的结局。以起点多元推进过程多元、结构多元、终点多元。作为行动者、担当者,我们所宣示的信息、基调有利于一种健康积极、非敌对、建设性的政治分享导向的形成。对于�£ �援南周的街头抗争和政治集会,前来观摩的各地网友和民间人士给予了很高评价:事件显示广州公民社会政治素质高,权利意识强,勇敢地为全国创下了街头政治的先例,公民的群体活动罕见地理性、节制,现场氛围平安、祥和,无戾气,却颇有几分轻快感。有的过路车司机还以为现场好像是某个大单位举行人才招聘会,聚集人群是在等待应聘。周围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几乎没受影响。人们还评论,集会的文明、开放,与广东作为改革前沿的窗口形象内在一致,而与2012年反日游行时长沙、西安商场骚乱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街头政治实验,三日政治集会的理性、节制、平安、祥和证明,我们的实验成功了,广州公民社会坚定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群体行动取得了初步胜利,街头政治并非专制者所污称的动乱之源,独立自治的公民社会可对之有序、建设性地进行并收放自如。历经24年打熬后,中国反对运动已基本成熟,有能力营造格局、控制格局,有能力通过公民社会将各阶层凝聚起来,向着宪政民主的最终目标发起步步为营的冲刺,也有能力在无畏的、永不停息的行动中融化敌对、促成共识,开辟多元共赢的政治通道。抗议现场早期的一幕颇具象征性蕴涵:本来,公民履行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表达对政府的监督、批评、反对的诉求,是国家和社会的头等大事,一条干道的交通秩序作为小的局部利益应当为此作出适当让步,比如,å ��对其实施临时管制。然而,参与抗争的广州公民通过警民互动,作出全部退到街道走廊继续聚集的选择,轻快地实现了履行集会自由权和维持交通秩序的兼容。而南方报业的工作秩序正常,没有受到扰乱。大门口出入的编辑记者脸上挂着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见证了他们作为受呵护者的自豪和感动。

毫无疑问,我本人,以及参与声援南周的街头抗争和政治集会的所有公民,都是在堂堂正正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所认可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当专横的庹震践踏人民的喉舌《南方周末》的言论自由权利之际,我们聚集于街头,坚定地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表达我们的愤怒、抗议,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对宪法民主的渴求,实为天经地义。我们的行为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即宪法和法律所依据的最高上位法——大自然正义,上帝的律令,或者叫做永恒的自然法;符合依据最高上位法而制定的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我们的群体活动节制、有序,其平安、祥和有目共睹,没有触犯刑律。

然而,我们三日政治集会的有序、成功举行,它所取得的官民等多方共赢的良好结局,以及它的光辉示范在全国激起的街头政治潮涌,却引发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仇视。于是,专政机器发作,齿轮嘎吱转动,我被抓捕、被关押、被起诉。

作为维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我一向注重法律性规范,不想说那些没有可靠的事理依据的断言。在10月22日天河公安局预审大队对我的审讯笔录中,出现了预审员根本不知何许人也、与三日政治集会完全无关的陈敏和郭春平的名字。由此,我可以推定那份审讯笔录的真正起草人,乃是我的老对手广州市公安局一处的国保,指导者应当是背后的公安部特派员等人。由天河公安局预审大队起草的《起诉意见书》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信息面和想象力,同这份署着检察官大名的《起诉书》一样,都应当是国保、也就是特务体系的杰作。

为了尊重法律和历史,我不想在如此严肃的场合参与那种“代理人游戏”,当然,无论台前还是幕后,你们都是一家,都是庞大的专政机器和维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我的这份法庭辩护词中,就请你们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囊括了台前和幕后的整体来出场吧。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你们,和视宪政民主为光明未来的我们,作为此案真实的法律当事人,一道出现在虚假的法庭、真实的法庭和永恒的历史法庭上,接受审判和裁断。

下面,我首先就《起诉书》对我在“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即事实上的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议事件中“聚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指控,作出直接的、系统的反驳和辩护。

二、法庭辩护词(上)

1、虽然,群体聚集表达对政府的批评反对意见,旅行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本人事实上不是声援南周的街头抗议的聚众者,无权将此历史贡献据为己有。

《起诉书》指控我“身为首要分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我在前文中已指出,声援南周的街头抗议之群体聚集,非任何个人之所为,而是2013年1月4日至6日各大微博上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声援南周热浪蔓延的自然结果。袁小华,袁奉初(袁兵)仅为勇敢的个人行动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召集者。

1月5日晚,6日晚,当袁小华、袁奉初(袁兵)二人分别主动表明他们要到现场举牌,向我请教标牌上可写些什么时,我明确建议:最好能写上“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这些内容。我提此建议的目的,以及作出其他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宣传这些宏大政治理念,进而将公民自发的街头抗议升级到自觉的政治集会状态。对于这一升级的成功,抗议的政治化,我作出了有力贡献,愿为此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但我要郑重地指出:无论我本人所大力促成的政治集会,还是公民自发形成的街头抗议,都是在堂堂正正的履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所认可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完全合法,并不违背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

2、整个声援南周的街头抗议和集会活动,包括我本人在现场的演讲,也包括袁小华,袁奉初(袁兵),刘远东等人的举牌,宣传,演讲活动,都没有使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公共场所秩序受到扰乱。

参加街头抗议和集会的人群聚集的场地,只有广州大道和干道西侧的南方报业大院外的人行道走廊,才构成为公共场所。车道和人行道这两种公共场所,都是社会公用,开放延伸的公共空间,一般指之为交通通道,也就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所指的“交通”。

在三日街头抗议和集会期间,广州大道干道从没有被声援抗议的人群所堵塞。至1月7日上午声援抗议者刚刚聚集,就接受了现场警察建议,由南方报业大门外小半圆形区域全部退到人行道走廊后,抗议和集会一直在人行道走廊上进行,广州大道同往日一样畅通无阻。至于人行道走廊,三日集会期间,常有数百人同时呆在一百多米跨度的人行道上活动,有时,过往行人的步行速度也会受到影响而有所减慢,但正常通行基本上仍可得到保障,绝没有发生因过度拥挤或堵塞而无法走通的情形。

3、南方报业大院内的工作场地,属于专供本单位工作人员使用的私权,私用空间,并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所指的公共场所。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所指的公共场所,“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等,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的运营空间,都是专门用于让大量的不确定的外部人群进入,使用——人们或在其间完成某种消费,娱乐活动,或由这一场所转入下一阶段的旅行。那些专门供不确定的大量公众使用的空间,一般称之为公共空间,也就是公共场所。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接下来所指的交通,也属于一种特殊的,专门供公众用作公共交通通道的公共场所。

南方报业大院内的场地,作为南方报业的生产经营场所,仅仅供报业传媒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从事相关的传媒采编,经营管理,交流服务等活动之用,它完全属于一家私权单位的私用空间,而不属于公共空间或公共场所。

如果我本人或者参与抗议、集会的其他公民的行为,的确真实的、直接的扰乱了南方报业的正常运作或大门口人员、车辆的出入通行,那么这一行为本质上就属于侵犯私权的行为,而并不适用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但必须指出的是,三日抗议和政治集会期间,根本就没有发生我和其他公民扰乱南方报业的运作、通行的事情,南方报业大门口人们正常出入,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南方报业各媒体照常出版,平静依旧,运作依旧;也从未发生过声援者试图强行闯入大院内对南周表示支持的情形。

4、2013年1月中,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发表《情况说明》,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旗下《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杂志》是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新闻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官办网站。”2013年1月6日至9日,大院门口聚集大量人群对集团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妨碍了大门口人员和车辆正常进出。”这一声明显系由后极权维稳体系安排,专门针对我的案件而来,其中潜在暗示着,南方报业大院内工作场地具有某种公共场所性质,或者部分媒体具有权力机关性质。

对此,我的反驳很明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法律上属于独立法人,不管其所有制形式是国有还是民有,本质上都是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家私权单位。南方报业大院内的场地,作为从事生产经营的场地,不会由于南方报业的组成部分系官办媒体、由官办媒体或党政机关报刊共用场地,就使其场地的使用空间的性质发生改变——除非这些使用者本身属于“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等之类的公共场所,导致南方报业大门对外开放,供大量的公众进入、使用,从而使南方报业大院内的一部分场地,变成了公共空间。即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自己将自己大院内的场地贴上了“公共场所”的标签,也改变不了它的“私用空间”本质。

对于《情况说明》中所说的大院内《南方日报》等媒体是党政机关报纸、刊物、网站的情况,我们仍需要彻底追问:这些党政机关媒体是否可定性为权力部门,如果可以,这些权力部门的存在,是否使南方报业大院内场地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发生了,那它也不应该成为“公共场所”,而应该按其本质属性,变成“国家机关所在地”。果真如此,《起诉书》就不应该引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而应该引用刑法第二百九十条来指控我和其他公民“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假如《起诉书》真的换用这一新的罪名,我的反驳更简单,我和其他公民压根就不知道《南方日报》等属于“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也与南周事件无关。我们根本不存在“聚众冲击”这些“国家机关”的动机,更不存在“聚众冲击”这些“国家机关”的行为事实— —我们从无冲击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南方报业”的动机和行为,我们的行动意在声援呵护他们,捍卫他们的基本权利!

5、有充分事实证明,我和其他公民采取了多种平衡手段,主动积极地维护了集会现场的社会秩序。这有力见证了我们根本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故意。我在前文中已总结出广州公民社会为实现南方报业大门外政治集会的有序性所采取的七大措施,包括严格限定行动的目标和区域,我本人在1月7日下午5点后主动发挥作用劝说抗议者离开现场,创下政治集会收放自如的行动惯例,我们大家一齐努力制止和平息了各类动机复杂的人士的冲击、扰乱等。三日政治集会的有序、节制,、平安、、祥和进行,与我本人和其他公民对法律秩序的强烈追求,高度的规则意识和公德心,与我们对那些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设局构陷者的高度警觉,与我们成熟的控制能力,直接相关。按中国人最普通的人情常理就可知,我和其他公民,都是为了表�¾ �对南周的同情、支持而来,怎么可能破坏我们所呵护的对象的正常工作秩序,阻挠他们正常出入通行呢?如果有任何人这么做,我本人必定会出面制止,其他公民也必定会怎么做。

6、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2013年1月7日上午主动关闭大门,另开侧门作为车辆通道,这种做法,并不是因大门一直被声援抗议者堵塞,或者出入的车辆被拥堵、难以安全通行而作出的合理应对之策,而是在直接的、持续性的压力并不存在的情况下所做的不正常的过度反应。对此,他们理当责任自担,我和其他公民不负有法律责任。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一月份的《情况说明》中说,“2013年1月6日至9日,集团所在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口聚集大量群众,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员和车辆的正常进出受到妨碍,为此,集团不得不开启平时关闭的东西南路的侧门,分流人员和车辆进出,集团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

让我们简洁的复原事情真相——

2013年1月7日上午,大量网友自发来到南方报业大门口声援南方周末,许多公民将带来的鲜花放在大门前,为的是让南周的编辑记者能看到,从而感受到社会的呵护。由于短时间内聚集的人数较多,大门口车辆进出颇有不便,南方报业就暂时关闭了大门。此时,一部分声援者还占到了广州大道干道的边沿区,如果持续下去,干道的交通确有可能受到影响。见此情形,在场的治安警察不断劝说声援者离开大门口一带,转到干道两侧的人行道上。声援者觉得有理,接受了这一建议,很快就全部转到了人行道走廊上。人们不仅从广州大道干道边沿撤离,也从南方报业大门口撤离。从此,大门口的车辆通道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状态。在此后连续三日集会期间,大门口一般很少有人长久停留,公民们的政治集会一直都在人行道走廊上进行。

在这种稳定、有序的状态下,南方报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证据,对基本形势作出冷静清醒的判断。在大门口并无人群拥堵,声援抗议者平和理性待在人行道走廊有序地进行集会活动、治安警察有效地管控着现场的交通和治安状况的情势下,南方报业理应从1月7日上午下班前就重开大门,恢复车辆的正常出入通行。但南方报业没有这么做,在并不存在直接压力或危险的情况下,一直将大门关闭。这是一种严重的过度反应。如果当时南方报业确有业务需要让车辆出入,侧门又无法完全解决,那么,它的这种过度反应,就超出了常理。

可做一个简单比喻,以彰显这种过度反应的荒唐:对南周满怀呵护之情、捍卫之心的声援者,好比一位推着菜车、腿脚不便的老婆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好比一位行人。行人见老婆婆推着菜车沿大路迎面而来,为防意外,就做出避让。如果他仅仅闪到路边,等老婆婆和菜车经过后便回到大路上,那么,他的反应可谓恰当。但如果他担忧过度,为求安全,跳进大路外的水渠中避险,而且在老婆婆和菜车经过后很久,仍然一直蹲在水渠中不肯出来;那么,他的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近乎不可理喻。在法律上,他的反应过度所造成的自己的一切损失理当由他自己承担。当然,如果行人的反应过度不是源于担忧过度,而是由于某一个恶棍指使他这么做,以便事后讹诈老婆婆,那就另当别论了。

举世尽知,南方报业传媒的声明,显系在为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后极权维稳体系提供对我们构罪的核心证据。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在法律上毫无效用,即使真的有效,《起诉书》也无法据此运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来指控我们。

办案单位所提供的我和其他公民现场活动的图片,大致可分三类:(一)声援者在接受治安警察建议转到人行道走廊前的抗议活动图片,其中包括大门口车辆通行艰难的图片;(二)我和其他公民在人行道走廊活动的图片;(三)我本人在1月7日下午在南方报业大门外宣讲的图片。其中,(一)和(二)部分的图片都与本条所言并不矛盾。至于(三)部分图片所指,下条将专门予以分析。

7、《起诉书》指控我“严重扰乱了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公共场所秩序。”办案单位出示图片指我在2013年1月7日在南方报业大门外发表演讲时,脚踩在大门外中线位置。这一事实被当做我阻挠南方报业车辆出入通行的主要证据。但是,根据我演讲时脚踩在大门外中线处的事实,就得出我阻挠南方报业车辆出入通行的结论,乃是颠倒先后顺序和前因后果,且严重违背充足理由律,过度推论,无法成立。

〈1〉南方报业关闭大门,另开侧门作为车辆出入通道的时间是在1月7日上午,而我的演讲发生在当天下午3:00左右。我当时选在大门口演讲,是因为大门一直关闭着,大门外空地较为宽敞,不会产生过度拥挤。如果大门不关闭,我不可能在大门外演讲,而会选择人行道走廊某一人数较少的地段演讲。我在1月7日下午的演讲,不可能是南方报业在1月7日上午关闭大门的原因。

演讲前后仅仅持续十五分钟,随后我就离开了大门口,转到大门以南的人行道走廊上,听众也随后走开,大门口重现稀疏少人的状况,以后整个下午也都是如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十一个月后公开声称公民们的抗议集会导致大门口一直无法通车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当天下午以及此后数日都一直关闭大门,没有恢复大门口的正常通车?无论如何,我本人短短十几分钟的演讲和停留,不可能成为此后大门一直关闭的原因。

〈3〉在我演讲后约两小时,下午5点左右,各单位下班前,我主动发挥作用,成功劝说声援抗议活跃人士撤离,人群随后散去。连人行道走廊也恢复了往日常态。可以说,我本人和其他公民在大门口持续无拥堵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消除南方报业心里顾虑的最好条件,但南方报业依然没有重开大门。

〈4〉在我演讲期间,如果门内门外有车辆开过来,我看到后,必定会立即中止演讲,劝听众和我一起为车辆让路,并在意识到此处上班期间也有车辆出入后随即从大门口撤到人行道走廊。这可以从我在第五条所总结的我在三日政治集会期间所展示的高度追求法治秩序、处处注意维护现场的平安祥和的行动惯性中得到验证。在无车借道的情况下,我在人行道的站立权无懈可击。

办案单位所出示的我在大门口活动的图片,记录的正是我1月7日下午3点左右发表演讲时的现场情景,它们与本条〈1〉〈2〉〈3〉所言毫无矛盾之处,而且图片清晰显示了大门口当时无车辆出入。

你们颠倒黑白,把事实证明强烈追求秩序,坚决制止扰乱的我指为阻挠南方报业大门口车辆出入通行的扰乱秩序者,此事不经情理之至。我估计连你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尽是政治需要,不得不“莫须有”。

8、《起诉书》称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此一法律量度缺乏可靠法律证据支撑,存在严重逻辑混乱,虚夸指证。

〈1〉《起诉书》指明我“严重扰乱了南方报社门口等公共场所秩序”。前文已指出,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根据南方报社门口的情况认定我聚众扰乱“情节严重”,在逻辑上也非常荒谬,因为南方报业大门口作为公共场所,仅属一般意义上的人行通道,并非交通要道。即使它受到“扰乱”,其负面后果也较轻。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顶多限于行政处罚范围,与“情节严重”触犯刑律毫不搭界。《起诉书》将我十五分钟演讲和停留的后果无限夸大,如此量度而构罪,逻辑错乱,浮夸之至。

〈2〉对人行道秩序所受扰乱的法律量度,只能根据人行道的主要功能交通所受损害程度来判定。非人行道的南方报业的生产经营所受的负面影响,并不在刑法二百九十一条覆盖范围,而应归于由调整私权与私权关系的相关法条处置。

〈3〉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情况说明》中称,网友聚集使大门口进出受到阻碍,“集团的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但此一说法非常模糊笼统,必须质问的是:①究竟要哪几场活动在三日集会期间被取消?②这些活动是否真实的也是由大门口进出艰难,侧门也无法解决通行,才不得不取消?③这些活动的取消,其中又有哪些是由于我的十五分钟演讲和停留所造成?④对上述三点的回复,有哪些书证、人证、物证可以相互参照、对比,予以充分、可靠的证明?对这些有力的质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必须做出回答,而且,所回答和前份《情况说明》必须交给独立的权威鉴定机构予以调查、鉴定。我和辩护律师亦要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相关证人出庭接受质问。否则,《情况说明》作为单方面的、未经查证核实的指正,其真实性十分可疑,在�³ �律上是完全无效的。单凭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声援呵护者反噬,指证其罪,严重违背人情天理,十分反常,就尤需对《情况说明》按严格法律程序予以查实或否证。

9、《起诉书》指控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举证、推论和认证,都把公民正当履行集会游行示威政治权利的群体活动,一概判定为“扰乱秩序”,没有客观、公正、确切的评判标准可依凭,实属高度主观、随意地推定。

我们的三日政治集会现场有序,节制,平安,祥和,没有造成任何公共场所的运作混乱无序。无乱发生,谈何扰乱?

抗议和集会的第一天上午,经过警民互动,声援抗议的公民们随即全部转到人行道走廊上。从此,抗议和集会一直在人行道走廊上有序进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人行道抗议模式,公与私等社会各个维度的重要利益都得到了兼顾。这种尊重法治、自我规制的人行道抗议模式,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合法的,根本不存在触犯刑律的问题。

参加抗议和集会的公民们,堂堂正正的履行政治权利,表达着最温和的政治诉求,言论自由,宪政民主。我们的政治运作和行动排拒偏执,消融敌对,具有强烈的思想斗争性质。如此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对,为中国下一步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作出了优良示范。我们的行为对社会秩序的表层和深层影响都是如此正面,积极,绝非负面意义的混乱,扰乱,骚乱。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起诉书》所引用和依据的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对公民履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认可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的正当群体行动,公然使用“聚众”、“扰乱”这种带强烈负面性、先入为主定性的用语,由此预示了一个丑化、践踏、抹杀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的大前提。在此大前提下,中国公民正当履权的群体行动,一概被归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这一恶意、反宪法、反自然正义,中世纪性质的“政治法”,乃是违背法律根本精神的恶法。

刑法二百九十一条这一恶法的核心词汇——“扰乱”,在具体操作层面或量度要件上缺乏基本的法律精确性:公众场所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紊乱才构成为形式意义上的“扰乱”?判断扰乱与否的客观,分级,可鉴定的标准是什么?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全未作出应有的界定。这一显系有意设计而成的粗鄙、模糊、弹性的法律条文,给公检法留下了无限的专断、判定、随意裁量的空间。由此,它成功地被打造成为极权维稳体系镇压自由民主事业的有力法律工具

显然,这一恶法的法律目的,不在于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在于借助公权和法网损毁、抹杀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起诉书》就根据这一恶法,在没有可靠的法律证据、没有客观和确切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跳跃想象地、倒果为因地、莫须有地把我和其他公民们的合法履权行为,断定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起诉书》的这种高度主观、随意的推定和指控,直接践踏了现代法律文明基本的程序理性和程序正义。

综上所述,《起诉书》对我参加声援南周的抗议,集会活动系“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指控,在法律上完全无效,不能成立。

但我依据永恒正义所做的辩护,并不止步于此。

三、法庭辩护词(下)

你们仅仅根据我1月7日在南方报业大门外发表演讲一事,把我邢拘、逮捕、关押15个月之久。你们用尽一切手段,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一点可以确认我扰乱秩序的法律证据。其实,不仅我在现场的演讲,而且我在声援南周事件中的所有活动,都是依照着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堂堂正正的履行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没有扰乱现场主干道、人行道走廊的交通秩序,也没有扰乱南方报业的正常运作和人员车辆出入。我的行为完全合法,没有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

为了捍卫包括南周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为了促进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常态化,进而为有序的政治开放和公民社会决定性成长开辟道路,为自由民主进程,培植动力,我们坚决地推进了此次街头政治集会。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严肃的,我们的行动目标是节制的,我们的运作手法光明磊落,宽和恭谨,我们的群体聚集有序而祥和,我们集会的社会效果是官民共赢,敌对渐融。

我的行为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健康而积极,正面而阳光。我是完全无辜的。然而,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你们却滥用权力将我抓捕,使我蒙受了不白之冤。你们对我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指控纯系构䧟,据此对我实施的关押和今日的审判,乃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迫害,它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犯罪行为。你们企图通过滥抓枉判我们这数十位民主行动先锋,达到遏制中国浩浩荡荡的民主浪潮的政治目的,更是巨大的历史性的犯罪。

天日昭昭,江河不会倒流,万古千秋,你们对我们这一波自由民主行动者的构罪和迫害都是可耻的!

在具体的法律性运用中,你们的“扰乱”一词是多意含混的,变动不居的,无限伸缩的,随意而指的。但这只是你们的“扰乱”一词的表层结构,至于其深层结构,则是稳定的,坚硬的,明确的。你们的“扰乱”一词的深层结构,即其真正定义,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公民所有批评、反对、抗议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扰乱”秩序!!!

只要我们履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所认可的政治权利,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你们就说我们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我们的集会游行示威总得在某个公共场所进行,你们就说我们扰乱了那个公共场所的秩序。有时我们明明在A场所集合游行示威,你们却说我们扰乱了B场所的秩序,甚至扩大到说我们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不管我们的集会游行示威进行得多么有序,表达得多么温和,没有干扰任何公共场所、任何单位的正常运作,你们都会把我们的群体聚集本身等同于“扰乱秩序”。这样,我们所有依法表达批评反对意见的公开抗议活动,都会成为你们定义的“扰乱秩序”行为,都会成为被你们定义特殊处置的法条下的犯罪行为。

你们这种具有双重结构的“扰乱”定义,所依据的字典,不是正常的字典,乃是另一本字典,它是反常识,反约定俗成的。你们的字典是为了实施政治迫害、全面专政而特别编纂的极权主义字典,它把专政独裁设定为“民主”,把奴役设定为“自由”,把无尊严生存设定为“人权”,把高压设定为“和谐”,把和平反对设定为仅仅专指武力性质之“颠覆”,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设定为“煽动颠覆”。同样的,要把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群体活动设定为“扰乱秩序”。

按照你们的极权主义字典,对我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遏制中国反对运动和公民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壮大,你们总是用特殊词汇(比如“扰乱”)的深层结构先将我们定罪,而后再用其表层结构为我们寻找罪证。针对我“踩中线”扰乱秩序的指控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成立,但即使我在人行道上演讲,你们照样会为我捏造出新的扰乱对象,诬称我阻挠了某些行人的通行因而触犯了刑律。你们的“扰乱秩序”一词是个万能的口袋,足以把我们所有合法的公开抗议活动装填进去,任你们随意宰割。我们只要依据宪法第三十五条这一良法条款,堂堂正正的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堂堂正正的集会游行示威,就永远是你们字典和法条下的犯罪者。我们只有做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草民、顺民,才符合你们的合法定义。你们就这样用刑法第二 百九十一条和一百零五条、二百九十条、二百九十六条,成功地架空了、打倒了宪法第三十五条,事实剥夺了所有中国人的政治权利,紧紧捆住了我们天然自由的身躯。这些以极权主义字典为心脏和灵魂的恶法条款,就是你们用来奴役我们的锁链,它虽然在你们字典里有着神圣的依据,却装满了我们的血和泪。

我们已经觉醒了,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和顾虑,站在了无往不前、迎接未来的高地上,自由民主理想的激荡和生命内在的冲击力,决定了我们不会永远忍受你们的压迫和捆绑。匡扶大自然的宪政,原创我们的生命,挣脱锁链,赢得自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宿命。

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最先摆脱了皇权专制的奴役,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然而,由于内忧外患中第一次民主实验失败,又不幸沦入了极权主义奴役的深渊,1978年以来的经济变革,使中国人民获得了部分人身权利和经济自由。但是,半衰的后极权体系为固守权力私有,拒绝实行真正的政治变革,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政治奴役和思想奴役至今仍得不到解除。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民众却没有选举和参选各级领导人、各级议员的权利,没有自由办报、办网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游行示威和结社自由权利,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和不受酷刑虐待的权利。今日的中国,人民没有政治主权,社会充满了奴役和愚化氛围,人民的自由探索和权利伸张处处被判非法,遭受着恶法和专政机器重重锁链的� �绑。没有人权,充满了官权的蛮横、暴虐和凌辱。贫富悬殊,贪腐遍地,机会不均,庸人当政。谎言、胡言和官僚形式主义飞舞,不择手段的丛林哲学和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弥漫。这样一个有财富而没有公平,有物质而没有精神,有奥运工程般华丽躯壳而没有灵魂的政治社会,这样一个人格分裂、价值分裂、规则分裂的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主权、不人道的机器社会,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一代已经觉醒的公民无法继续忍受的。

主权,首先是主权!觉醒的公民首先要求后极权体系还我人民主权,还政于民,确认我们在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基础上的做人尊严,在经历了长期经济增长之后,解除极权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奴役和思想奴役,化权力私有为权力公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政体,已成为中华民族占第一位的核心利益。这也是解决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矛盾,危机和隐忧的关键所在。凡反宪政民主者,皆国贼也。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当其觉醒为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之后,应当以反极权争主权,反奴役争自由为基本的政治职责和使命。

1989年学潮失败后,中国民间反对力量基本上被打散。历经24年艰辛积累,在维权运动旗帜下,中国民间反对力量恢复了生机,又一次凝聚起来。在经济变革已为政治转型准备了雄厚物质基础,后极权阵营正发生重大裂变,国际社会对中国自由力量给予了有力的道义支持等大势下,这一代人幸运地正逐渐逼近于一代新的起跑线,这就是为中华民族进行第二次民主实验的起跑线。

为拥抱并呵护这一历史性的机遇,维权运动主要致力于和平的政治转型,中华民族厌倦了血腥和动乱之苦,在和平,稳定,增长的大局下,有序地推进宪政民主,实为全民责任与义务。但这个“有序”不应是强权改革家的自我封闭的顶层设计和铁腕无情掌控,更不应是威权下的训政,而应是人民主权前提下,公民社会主导下,各阶层和各力量圆桌共识下的政治开放安排及法治下的大竞争、大自治、大平衡。其间,公民主体的力量支撑和文明规制,将是和平转型的关键所在。为培植公民力量,维权运动一直有力推动着反对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平衡成长。通过有序铺开对各项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开积极履行,实现公民政治实质扩展、壮大,并依据于独立自治的公民社会,将适时形成的反对力量对执政力量的建设性质,推进至开放的政治社会中 多党竞争的结构状态,从而促进宪政民主的政体革命——这是我们维权运动简洁、清晰的操作线路。

这一操作线路,目前已进展到向着强政治的社会运动升级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她所遭遇的首要障碍是恶法当道。但和平转型成败的关节点在此,必须从突破恶法的重重锁链开始,步步扩展公民的行动自由,步步增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步步剥夺非法特权和奴役人民的强权,从没有政治权利的小民、草民、臣民,现实的转型为拥有充分政治权利,并积极行使政治权利的一代主权者,由此才能为民主进程撑天柱石。为了在艰巨的持久战中实现并巩固上述权利进展,必须顺应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将公民行动中展示的事实性权利,凝固为制度性的、普遍有效救济的法律权利。这就需要维权运动不仅推动无畏的公民行动以突破恶法,而且推动一场除恶法、修良法的宏大社会运动,将法律维权与街头政治和思想斗争、舆论斗争一道展开,交叉作用,通 过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进展,促成圆桌共识,多元合力直至根本变法,直至宪政民主政体中“法律下的自由”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最终彻底摆脱奴役,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伸张。

由此,就可以对我本人参加声援南周的街头抗争和政治集会的战略和法律建设导向作出明白无误的认知和定位。

由此,也就可以清晰地解读我参与推动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联署活动和对同一主題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活动的基本思路:在后极权时代,通过充当制造政治冤狱打压政治反对力量、在人民中间大面积制造政治恐惧的统治工具,恶法已成为后极权体系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的标志,已成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宪政民主事业的直接障碍。对于致力推进有序政治革命的维权运动来说,在满足和平转型所要求的法治优先、程序共建、共识共赢的约束条件平台上,推动一场新的社会立体纵深参与的除恶法、修良法的变革运动,已成为当务之急和较优选择。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及线下宣传,是这场修法改制运动的起步实验之一。

这场修法改制运动的内涵绝不仅限于表层。行动的公民不仅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而且在探索实践人民主权的深刻意义。人民主权是一国公民对本国政治社会和政治权力体系的共有主权。它并不是一个整体主义怪物或幻相,而是所有公民的个人政治主权的扁平集合。一国公民程序化或补救程序化的决定,主导本国最高政治事务的现实运动,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其间所见证的人民的最高立法权、最高人事权、最高控制权、最后反抗权等,都是人民主权的核心内容。人民主权并非由虚幻、不定型的人民意志所创设,它的真正基础是人类的人道理想和自然法。古语有云:“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人民首要的、根本的利益是基本权利,人民的其他利益都围绕着基本权利而旋转。自然法就是保护人类基本权利,使其免遭侵 害的总规则。

 

自然法一般也称为自然正义或抽象正义。的确,正义是抽象的,但并非是先验的、虚无的。人类基本权利的内在的终极的根据,是人道。基于尊人为人的人道,每个人所拥有的无限珍贵的精神价值,个人生命无价,不可被伤害,不可被奴役。没有人道就没有正义,没有人道就没有自然法。而没有正义或自然法,人道就没有牙齿,不足以驱除、规制人类自身的兽性。积极的人道和消极的正义,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人类的基本权利,即是由人道理想赋予的正义规制下的基本的个人自由,包括生命权、人身安全权,财产权、行动自由权、政治主权等。人类对人道、自然法或正义的揭示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过程,由此,自然法可发现而不可传授,可扩容而不可变易,它曾被间接表述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法律形态中,视为法律的核心精神而被推崇 ,法律的合法性来源于自然法,违反自然法的法律即为恶法。自文明诞生,人道和正义横空出世,法律便开始在大地上运行。最高司法权属于整个社会,早期不成文的习惯法由人民选择,靠人民自愿接受来运行,其间潜存着人民的最高立法权。中国春秋时代,晋国的立法盟誓,《法学总论》所记载的古罗马多元立法权,英国中古普通法系运动中的法官创法等等,都见证着普遍存在的人民的最高立法权。随着王权的扩展,法律事务的裁断和执行被架构,进而人民也逐渐丧失其最高立法权。近代西方议会民主制对立法权的推崇,其机构化和分立化,既反映了立法事务在劳动分工方面的进化水平,又在健全保护自由的制度设置方面实现了人民主权对权力体系的部分进占和控制,对于开发人民的最高立法权的道德价值和创造性能量而言,这仅仅是�¸ �个开始。

我们今天的修法改制运动,则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承接,是公民社会走向并占有人民主权的实质内容的进程。

从根本上说,这场除恶法、修良法的社会变革运动,即是对人民最高立法权的行使。法律乃天下公器,法律上的根本变革是最小阻力、最大合力、最高公益性、最广泛利益性、最强扩展性的高效变革。在中国这个数千年缺乏法治传统,备受专制和极权摧残的国度,法律问题最大最多,法律变革功效反而最强烈。但极权金字塔体系的利益联动和人治惯性,决定了仅仅依靠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方向转换”是难以实现宪政民主所需的法律转型的。只有有力推动公民法律创制权和人民最高立法权的践行,铺设人民参与,控制立法权的实现通道,重建社会共享立法权的格局,才能在信息时代扁平结构平台上达致公共法律事务方面权利对权力的主导和规制,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大平衡,从而保障法律转型的实现。在现实操作层面,这场公民行使最高立法权 ,参与核心政治生活的修法改制运动,是在全社会共同的程序文明与运行区间里,以反对和施压形式表达民意并高品质地介入程序建设和普遍规则的制定,由于有业已历史性崛起的一代维权律师群体的辅助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 它已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其间蕴藏着巨大的主体原创空间。诸如人民制宪权威的周期启动和常规运作,人民创制法律的程序化推动,多元立法竞争机制营造,法案的网络投票或全民公决,对法官队伍审慎的民主控制等,在未来都将步步尝试推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日争民主的方式将决定我们未来运作民主的方式。因此,这场修法改制运动所昭示的在三权分立大框架下偏重公民社会的主权实践的模式,其间成功的经验,独创的内容,将凝固、内化为我们未来运行民主的制度结构的重要部分。

我们为宏大,严肃的主题而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和街头宣传实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主持的人类共同体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权威表述,它浓缩了人道理想和自由正义的规则框架。作为公约而非宣言,它对加入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堪称全人类的基本法。

通过社会运动促成全民共识,全民合力,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而使国内法与之顺接,普世的人权规则将确立为国内法的灵魂,在这一程序文明的全新平台上,就可对国内法中与公约相违背的所有条款进行清除,重定,这是除恶法、修良法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也是修法改制的高阶进程。

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公约,而作为联合国之一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却仍拒之门外。全人类公认的基本框架依然在近十四亿最缺少人权而又最渴求人权的人民中得不到正式的法律确认,得不到应有的实施和弘扬。这是当今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最深耻辱之一,也是一代觉醒的公民不可忍受的人格屈辱。我们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公约的行动,是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消除耻辱、捍卫尊严的众多尝试之一,互联网时代的舆论放大机为公民的道德担当提供了有效的扩散渠道。而由网上签名步入地面行动,是维权运动惯有的“以小事件推动大格局”的社会运动操作模式。

 

2013年2月底至3月中旬,我因全国“两会”召开而被广州国保施以20天监视居住。其间,我通过互联网与笑蜀等人共同推动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运动。监视居住结束后,3月下旬,我和近年活跃在街头的民主人士孙德胜,袁奉初(袁兵)在广州市内通过网络或见面商定:我们为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地面行动。地面行动方案主要由我提议,具体操作由孙德胜,袁奉初(袁兵)负责。在广州,我们具体敲定:从武汉开始,进行武汉——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东莞——的“八域快闪”街头宣传系列活动。宣传方式是在各个城市重要的公园、纪念塔、街道、人行道等处拉主题横幅“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外线是全国自由阵 营的协作精神,帮助北京公民社会推广宏大主题,行动者打出第二个横幅“XX(城市名)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一主题当然也同样反映我们乃至全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为防止场面失控有违我们一贯的有序履权宗旨,进而影响“八城快闪”等持续性,我们预先预定行动者在现场主要进行拉横幅公示活动,并“快闪”照,对公众仅作简要宣传,一般停留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后通过网络将图片在微博、QQ、新闻网站上传播开来,这种网络传播发酵模式可将地面行动的宣传效果扩至最大,也可避免诸多负面效应。2013年4月12日至20日,孙德胜和袁奉初(袁兵)较为顺利的完成了“八城快闪”。其后半月内,孙德胜还充分发挥各地能量,把拉横幅的宣传活动延伸到南宁、上海等城市。显然,我们这次主题鲜明、目标有限、手段考究、高度节制�š �街头宣传实验,采用的仍是国际类型的公园——人行道活动模式,从公民社会和网络空间的反映来看,“八城快闪”鼓舞人心,它和相关的公民联署呼应激荡,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助推了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进一步涨潮,加入公约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

《起诉书》将我、孙德胜、袁奉初(袁兵)三人上述推动加入公约的系列街头宣传活动列为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第二桩犯罪事实,但对我们的系列街头宣传活动的动机、主题,甚至横幅上的文字“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XX(城市名)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完全不予提及,直接违背了法律文书对重要法律事实基本要素陈述的完整性要求。这充分反映了它的幕后操纵者以及整个视宪政民主为万丈深渊的后极权维稳体系对普世人权价值和民众反腐呼声的极度恐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企图掩盖本案的政治迫害实质的努力。蕞尔小技,令人发笑。

在天河看守所被关押的11个月里,我不时能看到同仓在押人员收到的天河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或者天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在文字上出现时间、地点方面的直接错误,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至于事实陈述混乱、法理悖谬等自不待言。在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对我的这份《起诉书》中,虽然没有出现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之类的错乱,但在文字上仍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法律性错误:

1、《起诉书》指控我和孙德胜袁兵商议在八个城市进行“街头举牌”,并由孙德胜,袁兵两人先后在多地实际进行“街头举牌”。但是,从我们这一街头宣传活动的主要书证——十几张现场照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孙德胜,袁兵等人行动者在每一地都是在拉横幅,而不是在举牌。横幅是用长条绸布粘电脑字制成,而全国举牌所用的标牌一般都是用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板或硬纸等硬壳制成。如果放在一般非法律性的辩论中,我们可以只注重实质内容而不必计较“拉横幅”与“举牌”的区别。但是,在法庭上对法律事实的陈述中,这种区别可以决定一桩法律事实是否清楚,是否可疑,据此是否确实。这就好比,甲乙两人为一群羊的归属发生纠纷,检察院却在《起诉书》称这两人为一群牛的归属发生纠纷。这样的《起诉书》在法律上是不合格的�€ ‚

2、《起诉书》称,“2013年4月初,被告人杨茂东,孙德胜伙同同案人孙德胜、袁兵在长沙市其暂住处商谈”,计划在八个城市进行“街头举牌”。但事实上,我和孙德胜,袁兵三人在2013年4月初根本没有在长沙会面。我们之间通过网络或见面商议进行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约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系列行动,时间是2013年3月下旬,是在广州市内。《起诉书》此处文字实际依据的袁兵的口供是有违事实的,导致了《起诉书》对此部分的基本陈述的不可靠。

3、《起诉书》在讲述我参加声援南周的街头抗议的行为时称,“经依法查明:2013年1月5日17时许,被告人杨茂东组织同案人袁小华,袁兵(均起诉)等人在广州市天河区富华饭店及其附近咖啡馆聚会,商议至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报社大门口举牌、演讲。”但事实是:〈1〉袁小华向我主动表明要到南方报业大门口举牌声援南周,并向我请教标牌上该写些什么,我回答写上“捍卫新闻自由”等内容,发生在1月5日晚10点或许更晚。〈2〉袁兵向我表明要到现场举牌声援南周,并且也向我请教标牌上该写些什么,我回答可写上“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等内容,发生在1月6日晚,准确时间已记不清楚。〈3〉这是两次不同的聚餐,时间相差一天,地点也绝不是同一个地点,《起诉书》把由不同人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两次不同的聚餐写 成一次。〈4〉两次聚餐中从没有任何人谈到过要到现场演讲一事。〈5〉两次聚餐都是以欢迎两拨不同的外地朋友为目的,而非以商议在南周大门口进行各种声援活动为目的。广州市国保2013年2月份传唤我时曾告知我已对1月5日下午富华饭店的聚餐全程录像,北京的某某某和广州的某某某律师在什么时间进门他们都一清二楚。这次聚餐数小时的全程录像可拿出来作为直接的书证。聚餐中大家聊天交流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但重心并不在南周事件上,更没有以商讨怎样进行声援南周的街头行动为主题——这倒不是由于我们害怕,而是出于我们一贯的稳健策略考虑。在目前高压状态下,对民间力量必须小心呵护,不宜拔苗助长般公开、主动地鼓励公民们采取集体商议和决策的方式进行街头群体活动,而应暂时主要依靠公民个体的自觉选择,但如�ž �公民们已经勇敢地自发聚集到街头了,我们就有责任坚决的把聚集引向争自由的政治集会。

〈6〉总之,《起诉书》的此段文字涉及袁小华,袁兵之处所依据的袁小华、袁兵的口供是有违事实的。至于《起诉书》的实际起草者在此基础上所添加上的我本人“组织”“聚会”、“商议”、“演讲”等情节,纯属小说虚构。我本人既已按后极权维稳游戏规则注定要为此案被判重刑,而且我也高度以此为荣,如果贪慕虚华,承认“我就是要组织聚会,商议街头抗议,履行公民政治权利,捍卫言论自由,宣传宪政民主”等等,又有何妨?!但我不能这么做,我首先要坚守历史的真实,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绝不能为任何目的而说、而写那些有违历史真实的话。如果确有必要,可以为合理自保或保护他人而保持沉默,但说谎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一点上,将小说技巧纳入严肃的法律叙事中的这份《起诉书》,在法律和道德上都不足为训。

4、《起诉书》称,“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4、被告人杨茂东、孙德胜及同案人袁兵、袁小华等人的供述与辩解,”但事实是:〈1〉我本人在被公安局和检察院人士询问案情时,从来都采取“零口供”形式回应,没有就他们所指的我参与声援南周的街头抗议和推动要求批准公约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的行为作出任何回答和辩护,故不存在我的供述与辩解问题。〈2〉据天河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办案者介绍,与我关押在同一个看守所内的孙德胜,在审讯时洋洋自得,以民主斗士自命,坦然将进行要求批准公约的“八城快闪”宣传或行动的前因后果讲出,并一再声明这中间不存在任何触犯刑律之处。为了保护我,他还试图将主要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他既不认罪,又何谈供述?!〈3〉被列为同案的袁兵和袁小华二人在湖北省赤壁市看守æ ��关押期间遭受了持续性的刑讯逼供和各种殴打折磨,与二人同时被抓的陈健雄在2013年6月底放出时,就曾对外讲述过他与袁兵袁小华、黄文勋四人在看守所内饱受办案警察和同仓在押人员的殴打以及黄文勋两次遭受电刑的情况。为证明所言属实,陈健雄还允许朋友将他手臂、肩膀、背部等处被殴打所留下的伤痕拍下照片,朋友将照片发到了网上。可见,袁兵和袁小华的相关口供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做出的,属于非法证据,应当通过正式调查程序予以排除。此处2和3条所言,袁兵和袁小华的口供明显有悖于事实,也间接反映了三人的口供显系二人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作出的虚假的、应付性的陈述。按照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规则,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在政治迫害案件中通过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强迫自由民主人士自证其罪,尤为恶劣,�¿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作为当事人,我深知袁兵和袁小华的口供内容还反映了一种通过假口供等尽力避免牵连其他无辜人士的艰难努力。他们对我的保护之意我也心知肚明,且深怀感激。

5、《起诉书》称,“被告人孙德胜,同案人袁兵等人按照被告人杨茂东的指令,先后在八个城市进行“街头举牌”。《起诉书》使用“指令”一词显然意在确认我的首要责任,但“指令”一说严重有违事实。“指令”一词专指在等级结构或权威型组织构架中上级对下级,权威者对组织成员发号施令。但我和孙德胜,袁兵之间的关系,不是任何组织关系,而是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平等关系,我们基于共同的自由民主理想和有序行动的操作思路而就“八成快闪”一事达成口头契约,并进行恰当的分工协作。按日常情理,我在此事中应该负有首责。但是,在正规的法律文书中如何对此作出准确而不会引发歧义的法律性表述呢?看来对现代自由契约性质的人际关系所知不多的《起诉书》起草人无法理解我们自由民主人士之间健康的平等关系,无法理�§ �公民社会扁平结构下平等契约性质的合作实质,也就没有能力做出基本合格的表述。

由上可知,在短短的1600字左右的《起诉书》中居然出现了众多的严重法律错误,不仅充分显示了政治迫害案在法律上固有的结构性特征,而且见证了《起诉书》的实际起草人和表面起草人的法律素质究竟如何,这也以侧面反证了我们这些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推动的法律变革、司法独立和宪政民主对于人民和国家具有何等的必要性。

对于《起诉书》称我在推动要求批准《公约》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仪式中“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指控,我的正式反驳和辩护意见非常简单:

1、对于我本人在此事中的行为,《起诉书》的陈述没有能够做到其所宣称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关于此点的法律事实陈述,请以我前面所写的文字为准,而不必再去刑讯逼供袁兵等人重做口供了。至于更具体的时间、地点、相关细节等,我没有兴趣帮你们弄清楚,因为你们的法律动机并不端正。

2、要求批准公约的“八城快闪”街头宣传系列行动,是由我本人出于一贯的政治理想和操作方略而设计、而提议的,孙德胜和袁兵在自愿认同后,负责操作、行动,而后整个进程基本按照我的预想和建议推进并完成。故此事主要的、决定性的责任应由我来担当。《起诉书》称孙德胜是此事中与我一样的“首要分子”不符合事实。

3、“八城快闪”街头宣传乃按照国际通行的公园——人行道活动模式运作,主观意图本身就定位在小组型、广告式的街头宣传,而非“聚众”表达政治抗议。实际行动过程中,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引发“聚众”。至于“扰乱秩序”,更是纯属虚构。《起诉书》称行动者的行动“在岳阳长沙等地引起群众聚集,围观”。既然检察院方面如此指控认定,那么你们就负有对此举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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