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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

李亚东:清理奥革阿斯牛圈(文论•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
作者:李亚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6/14/2012 12:45:18 AM

一直都在想,二十多年前的8964,对这些年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将具有怎样的意义?有时跟朋友在一起,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
肯定是一次断裂,或者说一个转折。那又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也就是“当代六十年”的范围。问题是哪怕从1949年讲起,期间还是发生了太多的转折与断裂:诸如1957、1966、1979、1985、1992……等等。在蔓延曲折的历史行程中,8964处于怎样的位置?究竟怎样的谈论,才够得上恰如其分?
    这件事不好做。战战兢兢不说,没有足够的资讯。“资讯的空白导致理解力偏失”,就像友人北明文章里写的。她并引用了美国诗人拉姆斯菲尔德,写过的一首《未知》(The  Unknown),大意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对于我们无知这一状况,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转引自北明《风的色彩》)
 那又该怎么做?权当瞎子摸象、或录以备忘吧。


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
为写这篇文章,翻了几种当代文学史,看8964是怎么言说或者“绕过”的。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少说有七八十种吧,我只能翻检公认有影响、有见识的几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等。
洪著“90年代的文学状况”章,如是写:
由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在9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政治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控制加重。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也使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成为可能。(第386页)
提到了“1989年的政治事件”,认为“90年代”作为一个文学时段提出来,并非因为它具有独立的阶段特征;与当代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变化相比,它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因而言说重点放在1992年及其后。
陈著“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章,如是写:
……要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实背景,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的挫败以后,一方面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想的怀疑,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真正关怀,特别是由此走向了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第321页)
     显然,“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实背景”指不能明言的8964。对于“过来人”来说,不说包含着一种说,所谓“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等。可对于并非过来的人来说,即如对于80后、90后的莘莘学子,不说当然就等于没有。可见书中缺少了8964,不仅讲述的历史不完整,而为了使显得完整,就得支持某种“元叙事”剪裁历史。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可也固执地认为,历史的链条少了一节都不行。何况是大的链条。我记得“八十年代是有个句号的”,那句号“虽然有政治性,但更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李劼《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我能够理解同事们的无奈。但是假如有机会说出真实的话,就不能否认下面一句话的真理性: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这是著名报告文学家卢跃刚于2006年初,在一篇题为“有一个人,叫刘宾雁”的文章里讲的话。在几年后的2009年春,他又公开写了《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宣布“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戕人,然后自戕。”
让我坦白一下吧,这篇文章为什么起这题目。那是又一次读了卢跃刚的文章,他的话让吃“中国当代文学史”饭的人害臊,他在文章中的经验“分享”也让我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这是目前还在服刑的诗人师涛,于2004年所写的一首诗。“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
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以后的史家会怎么记录?起码过来的人在讲,那是知识分子“过年”的气氛。现在有许多“重返八十年代”、“追寻80年代”、“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的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不过就连喜欢指摘的外国学者,都承认“1979到1989年是新中国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顾彬)。国内学者许允仁则在网上发表文章,说8964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与创伤记忆”。我认同他的表述,起码8964一开枪,许多人命运改变了。
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在那个风炎土灼的夏天,我的‘人民’迷梦醒了。”朋友汪建辉也是,他在为获2009年自由写作奖写的受奖词里讲:“1989年之前我在写诗,是一个梦想成为诗人的梦里人,1989年之后我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与那些不断敲回车键将句子分行的人所做的事相反,我将一个一个短短的句子连起来,形成一个个清晰、准确的现实长镜。”(《时间的重量》)这是一条没有回程票的路。去年出去的廖亦武更是。他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耿耿于怀:
“以前我们只是把1989年看成是一种政治分界线,其实,它也是历史、文化的分界线,包括个人经历的某种分界线。……”
     其实何止我和我的朋友。著名作家莫言讲:“从整个的文学界来看,1989年是一个坎,1989年以后别说作家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他坦承自己“1989—1993年这一段是非常消沉的”。(《莫言访谈录》,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第58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据一本《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披露,1989年末,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兼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对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一次热血沸腾,大概燃尽了我心灵的最后一点激情。前七个是白雪公主面前的小矮人,第八个是铜像,奥斯维辛之后没激情。”还说,“炎夏之后是凉秋。”(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356页,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5 年)
     当然迷梦醒来后,有个“睁开眼后怎么办”的问题。正像唐达成之子日记里所写:“当然,选择退出后,如果退出只是一种意志的一时冲动,也有可能以另外一种不自觉的形式进入。”事情确乎如此。于是造成了许多纠结。我们听到了一首唱遍南北的歌:“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也看到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文章明确提出,“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同时又说,抗议作为诗歌的主题,其可能性已被耗尽了:
“1989年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对此,任何来自写作的抵销都显得不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写作既不能镇痛,也不能把散落在茫茫人群中的疼痛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尖锐的、肯定的、个人性质的切肤之痛,极限之痛;既不能减缓事后的、回想中的恐惧,也不能加速恐惧的推进,如果它最终能推进到生死两忘、鞭笞和赞美混而不分的境界的话。……因此,当某种可怕的历史景观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时,我们发觉写作无力做出真正有效的反应。……”(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花城》1994 年5期)
——究竟是真是幻,应该如何取舍呢?其实此种现象,在世界史上多有发生。如纳粹大屠杀后的犹太人,“二二八”后的台湾作家,“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光州惨案”后的韩国,……事件过后都曾出现过长时间、大面积的失语。确实是“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国家的钳制只是一个方面。你发现语言不再胜任,你所经验的一切具有不可传达性。
一般来说,开始言说在一、二十年后,甚或二、三十年后。而且这样的言说,具有多大的价值、怎样的意义?也不是没有质疑。
除了感受上的莫名外,还有个认知上的困难。就是在茫茫历史中失去方向感,“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孤立无援的个人感到,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生生死死,又能如何。所经历的8964,不过是又一次虚无的证明。我们实在无力。更怎么好谈论,“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虚妄罢了。老实说,我也这样看。
不过从另一方面,也有一点思考。就是借鉴开放的世界史,对我们自身有所察知。我觉得相对的方位,可能还是可以捉摸的。怎么估摸呢?且以影响我们甚大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例。据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讲,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我想说前一句,相当于我们的1949,后一句好比1979的改革开放。还不仅如此。据说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曾带来“文化复苏”,可惜接踵而来的是“新雅各宾主义”及其“猎巫运动”。以至于更后来的俄国知识界,把那段历史称为“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我想对于8964以至长期“维稳”,大概也能够如是说吧?
当然不是完全一样,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也当然不意味着,“裂缝”中失去了生活。事情不是那样。如果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作家凯尔泰斯的现成话,则集中营里也有幸福。“这一刻恐怖与幸福并存。但这种幸福比任何不幸都更恐怖。”(吴蕙仪译:《集中营里也有幸福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访谈录》,《译林》2005年第5期)我想诚实地说,对于这样一种“幸福”,大概很少有人可以真正拒绝?就像我们这边乐观的诗人唱:“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何其芳)。果然到了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
对于此后发生的故事,文学史家洪子诚记述:
“在90年代初,我们猝不及防地目睹了作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转向’和精神的‘溃败’。这种转向和溃败,以前或由于政治力量的压力,而现在,则是物质、金钱等的诱惑和挤迫。”(《文学的“转向”和精神“溃败”》,《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3日)
另一位研究者则颇有微词地书写:
“……或许,每个人的学术和社会态度的选择,都有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而很难被他人理解;但是,在中国的90年代,这转折,又过于整齐划一,过于轻松潇洒,甚至很少回过头去再看看自己早先的足迹。”(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第1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我想,是时候了。——“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文学史上的流亡者
1990年1月,中共高层分管文化宣传的李瑞环先生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以“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表讲话,其中专门提到:
    就文艺战线来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是严重的,……有些人卷入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极少数人甚至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于这种状况,文艺界的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绝不可低估,更不能护短。……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文化精英”,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成了“动乱精英”。在反革命暴乱破产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叛国出逃,从民族虚无主义走向了卖国主义。(李瑞环《务实求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若干年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以“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为题撰文,有这么一段: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中国作家纷纷流亡海外,加上原已应邀在外访问的,讲学的,也不得不在西方定居下来,为数可观,而且大都还继续写作,既出书,又办刊物,名副其实,形成了一股潮流,应该说,这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的事情。这之前,辛亥革命以来,虽然有一些作家,或留学讲学,旅居海外,也有的还从事创作,但都知客居他乡,悠悠游子心态,故国时时在梦中,并不认可流亡。(《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郑义、苏炜、万之、黄河清策划编辑《不死的流亡者》,台北印刻2005年2月)
     他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在8964后,许多人“不愿继续作为中国体制内的一员”(杨炼),“六四凌晨的枪声把多少文人送上了流亡甚至逃亡的道路,也把中国文学的一支分流到了海外”(万之)。究竟多少人成了“文学史上的流亡者”?因材料所限,我不能回答。只能就自己的印象,列出个大致名单,并以此表达纪念:
     六四前出国,镇压后不归者:
     刘宾雁、王若望、北岛、高行健、胡平、马建、杨炼、友友、顾城、江河、万之、贝岭、戈扬、刘青、陈奎德、仲维光、还学文、郑念、巫宁坤、巫一毛、赵复三、古华、彭小明;
     六四后断断续续,从秘密通道出去的:
     高尔泰、金尧如、郑义、孔捷生、北明、苏晓康、祖慰、徐刚、苏炜、张郎郎、老木、老鬼、刘再复、吴仁华、京不特、多多、杨小滨、宋琳、刘洪彬;
     晚些时候“出中国”,到底跟8964有关的:
王军涛﹑郭罗基、于浩成、孟浪、一平、张伟国、蔡楚、严亭亭、张伯笠、李劼、黄翔、何清莲、黄河清、康正果、盛雪、齐家贞、茉莉、傅正明、井蛙、王一梁、冯海光、任不寐、刘念春、周勍、蔣品超、袁红冰……
上面这个名单,别说很不完整,是否准确都不敢说。其中有的过世了,有的后来又“回来”了,我如何能一一弄清?再如去年才出去的廖亦武、余杰等,并没有包括在其中。可他们出去再晚,不能说“与六四无关”。“统计口径”真的烦人,可也是讨论的前提。怎么办呢?就说一个例子:那走上了康拉德、纳博科夫式的道路,用英语写作获得成功的作家哈金,当然不在上面名单中。可要是细究的话,也跟8964有关。据说他到美国留学,那年准备回来,正赶上了64,就决定留在美国。其选择以英文写作,也与这个有关。根据报道他的考虑是:
    用非母语写作,很可能失败。但,如用中文写作,读者一定是中国人,作品必须在中国出版。而中国官方对出版品的审查制度,将使他的作品内容无法保持完整性。既然决定留在美国,他就别无选择,只能用英文写作。(《“六.四”20周年,哈金有话要说》)
据说哈金在2007年,出了部英文长篇《自由生活》。写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作者本人一样,从美国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而决定留下,经过一番努力成了一个诗人。书中夹杂了一些诗,其中有首《交锋》就跟本题直接相关:
《交锋》(明迪译):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松些吧。/别没完没了地谈论种族和忠诚。/忠诚是条双向街。/为什么不谈谈国家怎样背叛个人?/为什么不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这条锁链把所有不同方言/禁锢在执政的机器上。/是的,我们的语言曾经像条河,/但现已萎缩成一个人工池塘,/你被困在其中,半死不活,/像宠物一样去服从和取悦。/所以我宁可在英语的咸水里/以自己的速度爬行。(转引自《六四诗歌20年回顾》一文)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多种言说的可能。即如学者赵毅衡为一种言说方式,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名诗人都到了海外”。批评家陈晓明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1989年后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廖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没有证据表明,198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就停止了,或移到海外。如果认为“最优秀”的诗人都在海外,那么,同样“不逊色”的诗人依然在大陆写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19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
他想要表明的是,对那种认为89后最优秀的中国知识人移居海外,大陆的文学思想之类精神活动实际停止的说法,“笔者不能苟同”。他的立论当然有其依据。不过对他的“求是”,我想和对赵毅衡的“实事”一样,都有加以细辨与分说的必要。别的且不讲,“精神活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是否人留下就没有停止或停滞?需要更细致的论证。再如他文章中提到的廖亦武,不好说是“留在大陆写诗”的。曾经的诗人廖亦武,在8964后不是诗人了。当然他写了长诗《屠杀》、《安魂》,在狱中还写了《古拉格情歌》(法文版名为《犯人的祖国》),可我猜想,那不是陈先生所关注的;根据我的阅读,他不像是那“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
——这么多“文学史上的流亡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意味着什么?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依然不失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人认为出去了就是海外华人文学,大陆当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本来就是两回事。更有人在“流亡”、“离散”、“移民”这些词中徘徊。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标签,而倾向于一种动态的眼光。
我认为8964带来的流亡(有些人后来成“离散”),固然可以说加快了国人参与“世界大串联”的步伐,“标志着某种新的海外中国文化社群的出现”(陈奎德),甚或说“华人华文放光华”云云;但也应该坚持,像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确实跟现代汉语文学有关。毕竟据瑞典文学院的原话——他的“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着眼点在于“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我觉得他加入了法国籍之类,根本不是事情的关键。对于世界背景之下的国别文学史来说,选择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才是关键。因而在此问题上,我比较认同陈思和的看法:“……譬如说严歌苓和虹影的小说,写的都是大陆的事情,包括高行健的作品,虽然说他是法裔作家,严格说来,还是中国大陆作家。”(李安东《冬天里的对话——陈思和教授访谈录》,《墨走集——文学放谈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如从我们“母国”的角度观察,则1989的流亡更非无关紧要。那么多人出去了,我不相信“母国”无动于衷。哪怕你决定口上不说,一百年都咬紧牙关。着眼于文学及文化大生态,我注意到学者谢泳表达的看法:19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形成,像1949年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一样,结局是建立在精英淘汰基础之上的。无论在学术界、文学界、新闻界还是科学界,“六四”以后由于精英流亡出现的空白,最后平庸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主流:
对文学界来说,最好的“右派”作家和最好的“知青”作家最后都走了,我们不用再开列详细的名单就可以想见,如今大陆文学界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如果刘宾雁还在大陆,右派作家中,人们记住的不会是王蒙。……精英出局后,平庸才会如鱼得水。(《斯人流亡  精英何在——写在流亡者刘宾雁先生八十华诞》,郑义、苏炜、万之、黄河清策划编辑,《不死的流亡者》,台北印刻2005年2月)
——显然这不是,国内学界乐于探讨、面对的课题。

诗人之死或先知言说的中断
8964造成“先知言说的中断”,使世纪末情绪提前降临。这是早在90年代初,由先锋评论家朱大可提出的观点:
 先知言说的全然中断,乃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三月二十六日,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痛不欲生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饥饿的胃中仅有两枚腐烂的橘子。而五月十四日,骆一禾在京城广场上猝然昏迷,十八天之后,他尾随海子而去,走过黑暗的门槛,“眼望着家乡”。(《先知之门——海子和骆一禾论纲》,收《话语的闪电:文坛独行侠的“降龙十三篇”》,华龄出版社 2003年10月)
几年前他接受记者采访,继续说海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路标”。“因为海子的死亡年份,恰恰是中国社会的里程碑,也是文化里程碑,在这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关注的问题,乃至人格特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时间分水岭。”(朱大可《“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4日)
    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89—1999》一文如是写:
在九十年代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有一个令人悲痛的春天。三月二十六日的死亡是一个不祥的预告,五月三十一日的死亡则是一个对于前者的确认。诗人之死不会与诗无关,更不会与这个春天无关。不然的话,在不长的时间里接连发生这样一些令人震惊的悲剧事件,便真的成了偶然。从春天到夏天,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中国,仿佛是又一次经历了1976年那样的大地震。惊天动地的雷鸣电闪中,中国大地有一个剧烈的颤动,中国的天空则留下了一道刻骨铭心的永远的隐痛。(《山花》1999年第11期)
     我们能听懂他的话,又不能说全听懂了。直到过了许多年,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出来,我才明白了谢冕先生写作中的悲情。“骆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第一位死难者。”吴仁华书中记述:“……中共当局极为担忧骆一禾的死讯会引起社会震动,给学生运动火上加油,爆发更强烈的抗议浪潮,于是对骆一禾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的家人全力予以配合,严密封锁了骆一禾的死讯。……”(《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第16页,明镜出版社2007年5月)哦,一封锁就多少年。
不能怪文学史失职。一开始就不该期待。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周伦佑在90年代初写于“风雪打锣坪”的《第三代诗人》一诗,具有显见的“诗史”和文献价值。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仅将结尾部分抄录下面: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 第三代诗人
    正在修炼成正果 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
    成为一幕悲剧的精彩片断  恰好功德圆满
北岛顾城过海插洋队去了  第三代诗人
留在中国坚持抗战  学会沉默
学会离家出走  同时作为英雄和懦夫
学会坐牢  在狱中慷慨陈词 拒不悔过认罪
学会流放  学会服苦役  被剃成光头
在镰刀与铁锤下面换一种活的方式
周伦佑在峨边服刑  廖亦武李亚伟
在重庆受审  尚仲敏在成都写检查
于坚在云南给一只乌鸦命名  第三代诗人
树倒猢狲散 千秋功罪十年以后评说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是“先知言说的中断”?这个就是。应该及时指出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人,确实力图在诗性表达方面有所突破。用周伦佑的话说,是“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以及“永远的伤口是一种深度,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关于这一表达及转换,需要更合适的人、做更专门的研究。
着眼于文学史大关节,有研究者强调了如下事实:
在先锋诗歌的历史上,1989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它具有一定的象征和转折意味。且不说这一年政治层面的历史变动,铸成了时代精神的震荡,单是海子、骆一禾的相继夭折,就令诗艺界茫然不已,……海子之死,一方面是为诗坛献身精神的符号化,一方面也构成了文化诗性大面积消失的象征源头,尔后许多诗人纷纷亮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他们有的去赴死亡的约会,如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方向,有的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折磨逃离缪斯,改弦易张,扑入商海或者转写小说散文,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秦巴子、叶舟,有的干脆就逃亡去了海外,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张真、宋琳、胡冬、欧阳江河等,队伍分化、削减和流失的变异现实,无疑使先锋诗歌经受了一次历史的强烈震颤。(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文艺评论》2004年4期)
这些话看得人惊心动魄。“诗人纷纷亮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不能不造成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精神中断。当然这种精神中断远非从8964开始。或许某种精神逃亡,即使从先锋的诗歌界来看,也不是以8964为起点。或许更公正地说,这一年的逃跑并非没有伴随着抵抗。哪怕在有的人看来,是未必有效的美学反抗。可事实不宜抹煞。进入九十年代后,也不全是呜呼哀哉。
当然大的格局,似乎落花流水。诚如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一书所描绘的:“整个九十年代,中国诗界同知识界一样,弥漫着一种逃避主义的精神氛围;实质上,这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非政治化、反崇高倾向的必然性发展。”(第274页)他还特别指出:
    ……在中国,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诗人作为批判主体,一度在诗性表达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在九十年代以后,则为社会客体所操纵,包括为优越的生活所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徒享其名。(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第207页,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感谢您,高尔泰先生!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感谢您,高尔泰先生!: 图为王力雄不久前拜访流亡美国的高尔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先生时的合影。 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博客。这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邮件,一封来自我内心殿宇中尤其尊敬的高尔泰先生写来的邮件。前些时日,力雄说他见到高尔泰先生了,并将我的诗集《雪域的白》代我赠与先生夫妇,已经令我惊喜不已。对于我来说...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郭玉闪、传知行和三峡工程


传知行的创办人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新领军人,写过不少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郭玉闪和传知行追查近两千亿元的三峡基金具体去向,虽唤醒民众但得罪了权贵利益集团。因批评三峡工程入狱的有戴晴、何克昌、温定春、王小宁等,如今又多了一个义士郭玉闪。

一、“北大坐牢,清华做官”,郭玉闪被正式逮捕

一年前,中国的网络上、报刊杂志上和电视广播中传播很广的一条消息就是三峡集团的腐败。三峡集团内部人士也承认:“腐败现象多得很,基本一查一大片,如果真的要严办,牵连很广。而目前暴露的问题,尚属小问题。”因触及老老虎李鹏等权贵家族的势力范围,至今无人敢碰。一年过去了,除了三峡集团的两位老总平级调动、安全过关外,领导层中没有查出一个腐败分子,也没有查出一件腐败事实,更不要说有哪个负责人因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的。
相反,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新领军人、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于2014年10月9日凌晨两点被北京警方闯入家中强行带走,并没收了电脑及硬盘和文件,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86天之后,2015年1月3日北京警方以一个与“寻衅滋事”毫无相关的“非法经营”罪名将郭玉闪正式逮捕。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郭玉闪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德国的教学体系中,政治经济学只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官方的指导思想。所以说郭玉闪是精通指导思想的“违法者”(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只有违法者)。中国社会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这么一个评价,“北大坐牢,清华做官”。看来郭玉闪用自身的经历再次证实这个评价。

二、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新的领军人

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新的领军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是三峡工程反对派聚会的场所,三峡观察网——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研究(sanxia2008.org)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信息交流平台(现在已经被病毒入侵)。
把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抓入监狱,之前已经发生多次,戴晴(1998年)、何克昌(2001年)、温定春(2001年)、王小宁(2002年)等等。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曾说过:“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不知道潘家铮所指的贡献最大的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中是否包括戴晴、何克昌、温定春、王小宁还有郭玉闪?在笔者的记忆中,每当三峡工程进展不顺利或者遇到一些大问题时,就有一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需要做出最大的贡献,乃至献出人身的自由,献出说话写文章的自由。
郭玉闪撰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不少,如《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三峡工程的代价》、《你未必熟悉的三峡工程历史》、《黄万里:我为何反对上马三峡工程?》、《钱正英在三峡工程上的历史责任》等等。

三、三峡工程是一场生态、社会和经济大灾难

郭玉闪在2011年发表的《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一文的开篇写道:“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
三峡工程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不但被黄万里、侯学煜、陆钦侃、方宗岱等反对派所一再指出,而且也被在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专业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如陈国阶、谢鉴衡、戴定忠以及生态环境组的专家所指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生态环境组的专家是在这个结论上签的字。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临死之前说,“三峡工程建成30年内,不论是坝区或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均不会对航运和发电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是他不能保证30年之后,因为那时排沙深孔都会被淤塞。戴定忠更是以十分隐晦的字句指出三峡工程运用80年后的三峡库区灾难性情景:以三峡大坝处海拔145米为基点,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恢复到建坝之前的水平(这是三峡水库达到冲淤平衡的条件),这和方宗岱所说的“重庆和上下游一些城镇,将成陆沉之势”是一个意思。
现将郭玉闪在文章中提到的大灾难和最近的一些发展记录在下:
第一:长江水量减少。近年来西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加速,长江源头水量有所增加(并非好兆),但自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宜昌站的平均径流量仅为3957.5亿立方米,较论证中的4510亿立方米减少了12.25%!这个减少趋势将继续加剧。其主要原因是长江干流中上游以及各支流上密集的水库大坝工程的建设,水面蒸发、水库渗漏和人工取水工程都会导致下泄水量的减少。流经北京的永定河过去平均每年流量20亿立方米,但继官厅水库后又建造了五百多座水库,致使永定河水资源干涸,这是前车之鉴。
第二:长江生态系统崩溃。长江里原有175种特有物种,近年来已经有一半以上找不到了。白鳍豚遭受结构性的灭绝,中华鲟已经不能自然繁殖。对自然生态的变化,动物比人类更加敏感。当鱼类灭绝时,人类的生命还能正常延续吗?
第三:江湖关系失调,湖泊生态系统面临死亡。由于三峡工程和上中游的大坝工程抢水满足发电利益,加上南水北调和其补救工程的影响,长江下游水量大大偏离自然流量。又受清水下泄影响,长江干流河道切深,使得长江和两岸湖泊的关系失调,鄱阳湖、洞庭湖和洪湖等湖泊经常湖底见天,湖泊生态系统面临死亡。如何救治,用新工程救旧工程,还是改换思路,面临选择。
第四:入海泥沙量剧减。为了阻止黄万里所预测的重庆港被淤死的情景在短期内出现,加紧建设了三峡水库上游的水库大坝,拦截砾石和泥沙,导致长江入海泥沙急剧减少。不但失去每年能新增加的陆地,而且会造成海岸线后退,海水倒灌,其中上海、江苏受害最大。
第五:放弃防洪目标,放弃排浑蓄清运行计划,175米水位难以保持。为保证发电利益,已经放弃了排浑蓄清的水库运行计划,未经全国人大批准将蓄水时间提前到八月底,致使三峡工程的第一目标防洪无法再实现。虽然长江三峡处洪水多发生在每年的七、八月,但是实测到的最大洪水则是发生在九月。2014年能保持三峡水库坝址处正常蓄水位至海拔175米的时间只达一日。
第六:地质灾害增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认为不稳定的库岸只有四百多处,现在仅重庆库区的滑坡岩崩地段就超过一万多处。三峡水库自2003年蓄水以来至今已经十一年半了,地质灾害并没有像一些专家所预计那样,十年内可以达到新的稳定,而是继续发展。三峡水库蓄水后地震次数明显增加,虽然还没有发生可行性论证报告中认为可能发生的6.5级地震,但是频繁发生的人难以感觉到小地震导致库区地质结构更加松碎,更容易发生滑坡岩崩和泥石流。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一个多月后就发生树坪滑坡,死亡二十余人。2014年三峡库区巫溪县、云阳县、奉节县和秭归县发生滑坡,死亡超过七十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不死人的说法已经是神话。巴东县城已经四易城址,巫山、奉节等县城也必然要走这一步。
第七:长江自净能力减弱,污染物浓度增加。河流的功能之一是自净,流水才能不腐。三峡大坝的建设,使河流的流速减少三分之二,自净能力大为减弱,污染物浓度增加近80%。这就需要新建污水处理厂来弥补。虽然根据官方的数据,三峡水库的水质仍保持在二级和三级,但是库区没有一个城镇将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可见水质差的真实一面。
第八:扼杀了长江航运发展的潜力。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已经饱和,再挖一条长江、再建一组船闸的呼声响起。三峡水库清水下泄,造成葛洲坝下河道切深,枯水期葛洲坝船闸的进闸航道的水深不足,很可能造成长江航运的中断。三峡库区部分区段淤积严重,目前只能依靠机械挖沙维持。重庆港淤积问题也展露出来,重庆港因淤积问题下移到寸滩最后乃至万县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九:三峡移民状态堪忧。三峡工程的真实移民人数一直是个谜。郭玉闪在文章中引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家果的数据,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加上湖北库区移民26万余,总计163万人,比全国人大批准的113万多出50万人。目前三峡工程移民中的一大部分处于无土地、无工作、无前途的三无状态,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库区企业空化,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要实现2020年让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重庆和湖北的平均生活水平的目标,还需要和三峡工程相同投资或者更多。

四、郭玉闪击中利益集团的要害

第十:三峡工程资金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来自百姓。三峡工程的真实造价和资金来源更是一个谜。作为经济学者,郭玉闪对此有深入、独特的研究。从1980年邓小平听取魏廷铮的三峡工程汇报,工程总造价95亿元,到三峡工程论证的361亿元(1986年价),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的570亿元(1991年底价),1995年的954亿元(1992年价),1998年的2039亿元,乃至1995年秋陆佑楣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的6000亿元,郭玉闪是了如指掌。
传知行的研究员任星辉于2009年10月12日,向财政部递交了“公开有关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相关信息”的申请书,财政部拒绝提供具体信息。2010年1月26日,任星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递交诉状,状告财政部。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引起全国巨大震动。
根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3年第23号公告:长江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审计结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8.73亿元。其中: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向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发电机组收入350.31亿元,电网收益再投入110.69亿元,基建基金等专项拨款1.86亿元。
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8.73亿元中包含了输变电工程资金投入348.59亿元。扣除输变电工程资金后的三峡工程建设资金为1730.14亿元,其中1615.87亿元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三点四的建设资金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是中国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后,国务院决定全国(西藏、贫困地区的农业排灌用电、县及县以下的孤立电网除外)用电加价3厘钱/千瓦时,与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十几年来,全国用电量每千瓦时加收的数额几经调整,受益地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有所增加,最高达每千瓦时1.24分。也就是说,从1992年开始,每人消耗每度电至少要贡献给三峡工程3厘钱。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百姓共缴纳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
作为最主要投资者的中国百姓从三峡工程的平均每年二百多亿元的发电收入中是分文未得。三峡工程的225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经私有化了,全部的发电收入归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所有。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公告,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发电机组仅仅花了350.31亿元。
2010年以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改称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主要用于解决后三峡问题等。三峡后续工程就是为三峡工程擦屁股的工程,解决三峡工程造成的后续负面影响。2011年重大水利基金实际收入214亿元,2012年收入预算237.6亿元,2013年收入预算254.23亿元。第一期三峡后续工程将持续到2020年,第二期三峡后续工程到2030年,随着三峡工程运行时间的延长,三峡工程造成的后续负面后果越严重,累计资金额越大。可以预见,在今后三十年中将会继续征收水利建设基金(也许今后会再用另一个名称)。在经济上,三峡工程是一个让百姓来买单的无底洞。

五、结束语

有人对郭玉闪的评价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学者”,“有国士之风,侠士之义,实为当世知识人中不多得之才”。传知行从事税收、出租车业、三峡工程等领域的研究,三峡工程蓄水之后展现的问题说明郭玉闪、传知行对三峡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要将正确的郭玉闪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呢?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三国时期,袁绍不听谋士田丰的话,以致战败。此时在狱中的田丰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对田丰话的现代注释是,若长江三峡工程成功,则郭玉闪无碍;若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百出,则郭玉闪入牢房是必然。

王维洛


警权不治,何以法治——再评郭玉闪案

“有钱,就这么任性”,这个网络流行语多用于嘲讽中国的土豪不知节制,花钱夸张而不合常理。土豪的任性确实令人侧目,但无论如何,人家掏的是自家的腰包,并不损害他人。相比之下,“有权,就这么任性”才最恐怖,最可能危害社会,因而最应该被抵制。 在中国,警权无疑是最任性的公权力。
警察

公权力跟法治的冲突、跟人权的冲突,主要就表现为警权跟法治的冲突、跟人权的冲突。习近平掌权后,高调承诺法治,承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实际上困难重重。近日召集的美中关系正常化四十年演讲会上,纽约大学孔杰荣教授就忍不住抨击中国最近的法治和人权状况,说他的很多朋友被投进监狱,他感到很悲哀。孔杰荣教授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功臣,也是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泰斗,不仅对中国人民一向怀有深厚情谊,而且一向坚守学术中立的立场。他的这番评价基于他的长期观察与分析,在国际法学界很有代表性。习近平的法治承诺之事倍功半,这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警权践踏人权

 “中国警权之专横,任何法治国都难以想像。” 中国警权之专横,任何法治国都难以想像。林彪有云:“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同样可以说,在中国警权就是镇压之权。中国警察是专政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其职能主要是所谓刀把子职能。所以中国警察主要是政治工具,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制度设计都依据这个逻辑展开,注定了中国的警察体系与法治南辕北辙。 

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滥用是必然的,导致警察体系的溃败。譬如,警权在经济领域过度扩张的结果,就是经侦的惊人腐败。这个问题早在郑少东执掌公安部经侦局时就已充分暴露,但迄今愈演愈烈而无任何收敛,对市场经济秩序构成巨大干扰。以至于人民日报文章都不得不承认:“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安经侦部门频频出事,一些经侦警察滥用刑侦权,违法介入民商事纠纷,甚至以刑侦为名帮忙讨债或干预纠纷。这不仅侵害了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警察权从现实物理空间扩张到网络言论空间,更导致网络管制产业的空前繁荣,网络管制沦为利益集团的寻租狂欢。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警权对人权的践踏。这在2013年以来对中国公民运动的持续镇压中暴露无遗。联合国人权机构最近裁定广州警方对维权律师唐荆陵及维权人士王清营、袁新亭的羁押属于“任意羁押”,即为一例。岂止他们三人,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前年8月被捕,也未经任何一级法院判决,羁押至今一年半有余;广州维权人士刘远东前年3月被捕,也未经任何一级法院判决,羁押至今整整两年。宪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但无情的现实是,中国警方根本就目无宪法,想抓谁就抓谁,想关多久就关多久,检察院和法院都只能徒呼奈何。

 孔杰荣教授谈到他很多中国朋友被投进监狱,实际上都是这么投进去的。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中,头一个就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当许志永案开庭时,孔杰荣教授曾基于法学专业,在国际媒体撰文驳斥中国警方罗织的罪名,证明许志永无罪。但无罪的许志永仍被判刑四年。颟顸的中国警方不知或假装不知迫害许志永给中国法治带来的巨大伤害,以至同样的悲剧不断上演,悲剧的主角现在则轮到了孔杰荣教授的另一个中国朋友郭玉闪。

 郭玉闪案的启示
郭玉闪

 郭玉闪曾协助救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郭玉闪是民间智库传知行的创始人。虽然向来低调,但因对公民社会贡献卓著,其影响力实际不在许志永之下,驰援山东陈光诚的壮举更是震惊中外。但也因此,他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尽管郭玉闪一直小心翼翼地避祸,最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逾法律半步,但是祸躲不过,终于在去年10月9日被北京警方抓捕。北京警方是趁严打声援香港占中之机下的手。郭玉闪跟声援香港占中并无瓜葛,事实不难查清,但警方查清了也不放人,换个新罪名再关。

 北京警方原本比谁都清楚,郭玉闪是清白的。他们更清楚形势正在起变化,构陷郭玉闪将面临挑战——毕竟司法改革不都是空架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正在推进,更有冤案责任终身追究的达摩克利斯剑悬于头顶,检察院和法院未必乐意像过去那样为警方的无法无天无条件买单,哪怕使尽浑身解数,最后也未必能给郭玉闪定罪。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北京警方的决心,北京警方始终拒绝放人。或许其如意算盘是:最大努力把郭玉闪送进监狱。但如果实在定不了罪,退而求其次,也要用尽合法伤害权:羁押到期就移送检察院,如果检察院照法律程序办,证据不足退侦,则可以再补充侦查再起诉。这样几个回合折腾下来,纵然奇迹发生最后法院宣判无罪,郭玉闪也跟广州郭飞雄、刘远东一样,已经被警方任意羁押至少一年有余了,已经被羞辱够了,警方也可以心满意足了。

 作为国家暴力机器,必须绝对守法,绝对谦抑,绝对理性,不能有丝毫任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文明国即法治国的常识。但通过以上具体案例,尤其郭玉闪的案例,不难看出中国警方任性到了何等程度。国家暴力机器动不动就跟手无寸铁的公民斗狠,仿佛一头愤怒的公牛,见不得一点点猩红。让这愤怒的公牛一直横冲直撞,法治的瓷器店还可能幸存么?

 所谓法治,归根结底无非限制公权保障人权。在中国,首先当限制警权保障人权,因为任性的警权已经构成法治的颠覆力量。放纵警权就是对法治的蔑视,就是对人权的蔑视,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警权任性并非基于个人意志,根子还在制度安排、职能定位。如果警察就是专政机器,警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刀把子,它不任性才怪,任性才是它的本性。从专政机器转型为法治卫士,这需要整个国家坚决的政治转型,即从专政转型到宪政。没有整个国家坚决的政治转型,警权的任性以及整个警察体系的溃败,就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法治,无非缘木求鱼而已。最终被彻底激怒的可能就不只是孔杰荣和国际法学界,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 

——据2015年2月26日BBC中文网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archives/13987 | 新公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