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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4日星期日

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流亡

—— 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
【按:我的狱中难友,我十几年誉为知己的小兄弟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到处躲藏流亡,这就是现实中国大陆的悲剧。当然,如遇此况我会选择再次默默地去坐牢,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宿命。但我也理解支持子立的选择,因为他深知在不讲理的法,在由党任意解释的法前个人的命运是多么微小与脆弱。更因为他在流亡中还能发出公开信,让全世界都知道在新党中央依法治国下,北京传知行这样一个稍有独立性的民间研究机构竞遭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温和的公民运动,和平支持香港学生的访民都如传知行所一样在这两年的新政中遭到镇压。我再次对这一轮轮的镇压发出悲愤的抗议!让全世界都知道!北京查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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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警官:你好!
我是杨子立,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老员工,因为不方便用其他方式跟你联系,所以用公开信的方式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希望你能看到;同时也是在传知行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抓捕之后,我自作主张为传知行的遭遇发出一点声音。
传知行目前有两人被捕,一人刑拘。如果算上从传知行出去的前同事,一共有六人身处牢狱。这还不算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的律师夏霖被刑拘。传知行的人一个一个或被带走,或被叫去,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有些侥幸回来了,有些至今没有消息。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着伙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我们没有倡导街头行动,我们开个纯学术研讨会也小心谨慎地看着警方的脸色。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争取真普选占中抗议行动,传知行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为什么这种雷霆之击还会落到我们头上?正因为疑惑,我们才恐惧。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结果。执政党最近的四中全会主题不是强调法治吗?为什么基本的刑事诉讼法,你的同事们都可以不遵守呢?郭玉闪、黄凯平早已羁押超过50天,如果被逮捕,为什么不能根据刑诉法第91条通知家属呢?如果没有逮捕,为什么不予以释放呢?当法律仅仅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白手套,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盾牌时,我们又怎能不心生恐惧呢?你原来的工作包括主管传知行,你可能对郭玉闪和传知行的案情比我更熟悉,但还是让我在这里向你解释一下,恐惧如何一步步笼罩在我们每个传知行人的头上。
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凌丽莎,一个活泼前卫的年轻姑娘。大约两年前她跟随男友陈堃一起来到传知行。因为她的俏皮,我们都称其小辣椒。她做插图、设计、排版,帮了我们搞研究的人很多忙。她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传知行,但是我们一直把她当成传知行的小妹。她被抓捕据说是因为在10月1日搞了一次行为艺术支持香港占中的学生。小辣椒搞些响应学生街头行动的行为艺术一点都不奇怪,现在的前卫年轻人和艺术家哪个不是以特立独行体现个性呢?作为小辣椒的朋友,传知行的人没有抗议她被抓,只是想帮这个有天真想法的姑娘早点出来。当然我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到看守所给她送点钱物都被拒绝。不过此时我们还没有恐惧,毕竟传知行跟占中没有关系,而且根据经验,“被寻衅滋事”的人少则几天多则37日基本都会出来。一个多星期后小辣椒的妈妈打电话到传知行询问情况,但那时我们已经处于人人自危之中了,甚至恐惧到没有在电话里安慰阿姨,我为此后来向阿姨道歉。至今小辣椒被抓60多天了,早已超过刑拘的期限,但家属仍然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
当小辣椒的男友陈堃于10月6日突然失去联系之后,我们还没有恐惧,但是开始焦虑。陈堃在传知行做会务,今年3月还帮我安排了一次底层访谈的培训会。他是大概半年前离开传知行去做立人大学。立人大学和立人图书馆在我看来都是跟传知行所做类似的社会公益项目,而且公益性更强。尽管此后很少见到他,但他的被捕还是令我们吃了一惊。联想到之前二十多家立人图书馆被扫荡殆尽,我们预想他的被抓只不过是摧毁立人大学的手段,对其此后的人身遭遇尚未预料。陈堃的家属半个多月后收到了刑拘通知书,通知书上说人在海淀看守所。但是陈堃的律师到海淀看守所跑了四趟,也根本见不到人,看守所只是推说人没有在那里。至今陈堃仍然是失踪状态,根据中国的法律,无论他身犯何罪是不应该长期失踪的。
令我们开始感到恐惧的是郭玉闪的被抓。10月9日凌晨两点多,他被带走并被搜家。同时传知行的办公室也被查抄。我是第二天被叫去开会才知道此事。尽管我们预感到,传知行可能要被算总账了,但还心存一丝侥幸。因为当时有个传闻,说是在小辣椒处的一张发票牵连到传知行。不过这件事确实跟传知行无关,如果真是这样,郭玉闪最多关37天应该就没事了。即便算总账,郭玉闪又没有违法犯罪,传知行每进一笔钱都要按企业营业额交税,总不会因为周永康搞司法滥权逼出来的陈光诚事件而在两年后的今天惩罚郭玉闪吧。但事实是郭玉闪被抓至今两个月后家属依然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郭玉闪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其声誉、能力和交际面之广,综合来说在同辈中可以说数一数二吧。若即便如此也不能享有刑诉法规定的基本程序公平,我们其他人又如何能够指望被文明对待呢?
恐惧真正蔓延到我们每个传知行人的头上,还是所长黄凯平被失踪。10月12日,他被你的同事们带走,至今杳无音信。为了传知行能够生存下去,郭玉闪和传知行已经忍辱负重多年,郭玉闪甚至辞去所长职务,不再参与传知行项目操作。黄凯平是八零后,只是一心想做好研究项目,哪里想到祸起萧墙?郭玉闪被抓后第二天,黄凯平主动申请注销传知行,传知行人自愿低工资努力工作7年的成果都被放弃。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仍然免不了被斩草除根的厄运,难道这是中国NGO的宿命?
当下一个传知行人何正军于11月26日被约谈到监牢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奇怪了;奇怪的反而是其他几个被约谈甚至被搜家的传知行人还能出来。既然抓人早已和香港占中没有关系,就说明传知行已经被当成了犯罪集团。何正军在传知行主管行政和财务,被拘留毫无意外。我们每个传知行人可能都已经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所以当11月27日你的同事在急切地找我时,我不得不仔细考虑:去还是不去?去了,只有一种后果,那就是不知道要被关多久。我是绝不会给郭玉闪作证的,所以肯定不会简单走一遭就完事。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可以相信你个人有善良的一面,但是既然我前面所有被拘捕的同事都没有得到法律程序上的公平对待,我又怎能相信你背后的体制呢?如果不去,只能选择自我流亡。经过考虑,我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我将无法回家见到我的妻儿,无法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得不担心随时被抓捕,还要避免家里的老人担心我出事。现在我的处境正是如此。不过,如果我真的坐牢,事情只能更糟糕。所幸我的朋友还比较多,哪里都能混口饭吃。
在我选择自我流亡之后,才发现我之前的同事柳建树竟然也已经被秘密刑拘好几天了。他是留过洋的法律高材生,后来见得少,听说干法律公益项目去了。网上说被控罪名是非法经营,我怀疑是欲加之罪,因为没听说他搞过什么经营。柳建树的被抓,愈发使我觉得逃亡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可能会问:既然你自信没有违法犯罪,你把事情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如果是15年前,我也会这么想。但是幼稚的代价是8年的监狱生涯。当年我们的新青年学会仅仅是刚毕业学生的业余兴趣小组,谈论点农村问题和调查见闻,就有四个人判处36年总徒刑。预审处的负责人刘勇难道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检察官李磊森和韩晓霞以及法官柏军和金星难道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策划和行动吗?让任何人评价一下,新青年学会的宗旨“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是要推翻政府吗?但我们当时只要开口说话,能够呈堂的都是有罪证供。仅仅凭着“莫须有”三个字,我们四个年轻人就在监狱中变成了中年人,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严重损害。对我来说,比较幸运的是出狱第二天就遇到年轻的郭玉闪,加入他创办的传知行使我重新走进社会。我后来重新组织了家庭,有了孩子,虽然买不起房子,儿子上不了北京户口,但是毕竟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并且从监狱后期的重度抑郁中走了出来。在传知行里,我研究农民和农民工问题,那些报告和研讨会你也应该知道吧。此前三年,我组织了二十多场讲座和研讨会,写了七八份调研报告和三份研究报告,还组织培训志愿者进行了将近二百次底层访谈,出了三本底层访谈录。如果我被你们强行带走做笔录,我可能连以上这些内容都不会说,所以还不如在这封信里告诉你我在传知行做什么事。
你们可能还想知道,为什么我会经常给维权人士找律师,其实很简单,一来我本人深受政治迫害之苦,深刻懂得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保障公民权利,尤其对周永康手下滥权施暴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二来我利用互联网认识很多人权律师,他们知道我的经历也信任我。我相信,目前这批越来越壮大的人权律师队伍,将是中国走向法治文明的中坚力量。我自己因为坐过牢无法成为律师,但可以成为律师们的好朋友。
最后,请代我转达对你的同事E警官的歉意,因为我本来答应见他,但后来还是爽约了。面对生死存亡,任何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逃命。我还谈不上逃命,只是避祸一时。拘捕行动往往有个找嫌疑人的借口,但从来没有一个为抓捕而说谎的人向被抓者道过歉。我本来也想树立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但是惨痛的经历提醒我:我还有家庭责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负担,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也可以相信E警官自己不会故意冤枉我,但是我认为包括你们二人在内,无论内心有多么强烈的正义感,也必然把上级的命令置于法律条文之上;因为不如此,身为警察就根本没有任何升迁的可能。
如果我真的罪行重大,有网上通缉令,那我立即去自首,否则我还将继续我的流亡生涯,直到郭玉闪和传知行案告一段落。你可能会说:有你责任反正跑不掉;没有你责任也不用东躲西藏。理论上这是对的,但中国的现实和理论的差距实在太大。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海科是我同案,以颠覆罪判刑十年。他的同学彦华参与了海科跟新青年学会案有关的所有活动,但是没有被逮捕。彦华给法官写信说,既然海科被判十年,他做的事我都有份,我也请求被判十年,结果没有回音。真正的原因是海科在北京被抓,而彦华是在天津被抓。北京安全局要刻意拿我们立功,而同一件事天津安全局审查后觉得根本不构成犯罪。当年办我们冤案的不少北京官员后来因为贪腐倒台了,但他们能够得以陷害无辜的机制仍然没有变化。我2009年出狱后跟国保打交道,感觉比安全局要好多了,至少国保警察是可以打交道的人。但是权力大于法律仍然是不争的现实,我的被捕的上级和同事就亲自验证了这一点,所以也请你和E警官对我的选择有所理解。
虽然我选择了逃亡,我还是可以跟你联系的,不过只能通过谷歌邮箱:yangfurui1@gmail.com。中国的互联网技术越是发达,我越是相信只有谷歌邮箱才能保护我的隐私和安全。
祝好!
杨子立 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

编程随想的博客: 被判“谋反罪”的都是哪些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出笼20年随想 {2014-12-06}

编程随想的博客: 被判“谋反罪”的都是哪些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出笼20年随想 {2014-12-06}: 2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六四屠夫”李鹏签署生效了《国家安全法执行细则》。从那之后,“反革命”这个罪名就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迷惑性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一个大类,下面包含了若干具体的罪名(比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

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肉唐僧:向隅而泣






玉闪进去59天了。他早晚会进去。对此,他有预判,我也有预判。但不同的是,他早有准备,也坦然接受。相比于玉闪,我却只是个玩票的。这个玩票,一是源于恐惧,我最怕的还不是打,内人党那会儿让人站几天几夜不许动,这个想想就崩溃。据说现在改良成把人拷成一个很难受的姿式,也是几天几夜没法动。龚刚模被吊着五天五夜,屎尿流出来,放下来让他脱了衣服擦干净,然后再吊。这种类型的惩罚对我实在是太可怕了。相比之下,余杰被逼着当着摄像机抽自己耳光、自慰,我觉得好很多。可能我脸皮比较厚吧。

我的玩票,第二个原因是源于观念上的坚持。我始终认为,政治表达的基础是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的前提是财政自由。所以如果我没有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会退出公共政治行动和表达。哪怕是去送桶装水看自行车,我也不许自己因为政治观点而获得经济上的丝毫利益。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我以履行公民义务来要求自己,但我拒绝成为一个以政治为生的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这观念在当今社会当然已经很迂腐了,但没办法,就像个系统预装的bug。哪成想带着这个bug混来混去,我好好的一个医生竟然混成了作家,也算是造化弄人。王尔德说过一句很残酷的话:“生活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只是存在而已”。这句话的残酷之处在于他指明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并非自由选择的机会,而是意愿。

我需要维持那个“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的迂腐观念,需要维持为成为一个作家而心怀愧怍的感觉,其实和我死也不肯以政治为谋生手段一样,不过是一种做作的观念拧巴,用以调剂对那“存在”的厌倦,像无聊时的响指,夜行时的口哨。人被吊起来不许他动的时候,打响指和吹口哨,大概是他仅能做的事情了。

送饭恍如隔世。我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立人大学讲课的时候,玉闪当着学生的面夸我说我“无怨无悔”。这不是真的,我很后悔。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选择不做。我是真没想到让我付出了这么多。玉闪被抓后,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怕得不行。这和王登朝、许万平、倪玉兰、肖勇什么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于我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而玉闪却是我极亲近的朋友。但我也只敢给阿潘发了条短信:“保重”,然后就一直装死,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抓。到徐晓、小何那拨,反倒是阿潘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我:“唐僧,你没事儿吧?”我心里惭愧极了。

我和玉闪认识三年多了,我视他为毕生的挚友,原因只有一个:他以强迫他人为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子欲立则立人,子欲达则达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层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理念和行动都完美无缺。按理,这样高大上的人,只可远观,高山仰止,然后心怀疑虑,总觉得缺了人味儿,让人心里不踏实。就像陈光诚,光鲜得——用老罗的话说——没有朋友,直到他在朝阳医院里怂了,决定携家人远遁美帝。多少人为他的这个决定扼腕痛惜。但我是从那以后,才真正喜欢上他的。我喜欢有恐惧感的人,我喜欢肯为家人与亲情而放弃政治理念的人。有一次,玉闪和我谈到高智晟,说当初一群人约好,高被抓之后就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同罪同罪”,连顺序都排好了。但高真进去之后,只有郭飞雄一个人跳出来,其他人都怂了。“我也是怂人里的一个,飞雄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玉闪满脸羞愧地说,表情像个孩子。

玉闪在被抓前和我最后通的电话,就是和我商量如何给郭飞雄的妻儿弄点生活费。他不是个狂热分子,不肯将任何人工具化使用,这让我心里踏实。

这些天,一直在想玉闪,也对照着想我自己。为什么两个理念高度一致的人,在行动的选择上却是如此不同?他有个外号叫野猪,我就安慰自己说他比我笨,没有观念上的各种拧巴和诡计,所以傻乎乎的只能去行动。但这想法最终没能说服我。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他更聪明,也比我更能感受到理念的力量,于是对于不义和邪恶更加不能忍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通过理念的传导,让他以为就是加诸自己身上,所以就没法子做到袖手旁观。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仍然是王尔德说的。仰望星空的是我,而玉闪,却在阴沟里横冲直撞,头破,满身泥泞。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中国民主运动现状浅析

                      
   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似乎走入了死胡同,尤其香港风起云涌的占中运动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有必要给国内的民主运动做一个梳理分析,看清我们目前的情势,结合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得出今后的努力方向。虽然我有此心,毕竟经验阅历尚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粗浅的解析。说的不对的地方,不完整的部分,请大家多包涵,并给予补充指正!毕竟我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有可原谅的理由。
    首先,国内觉醒的人数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当少,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幸福的中国梦里。尤其是得到体制好处的人,虽然有诸多不满,还是乐在其中。那些少数的行动派呢,在其他人眼中只是异类,边缘人,尤其是被亲戚邻居所不解,这是行动派最大的失败之处。如果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你的行为,你还能唤醒谁?我建议行动者,一些觉醒的人,不要空喊一些口号,发无谓的牢骚,从自己身边做起,从亲戚邻居做起,讲事实,讲道理,这些人是最信任你,最容易唤醒的。这里就要谈到行动者的个人学识和修养了。
    大部分的行动者,口口声声为了民主,他们真的懂得什么叫民主吗?他们具有一个自由战士的素质和修养吗?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都是长期专制社会的产儿,身上充满了独裁味或者奴性,或者都有,如果意识不到,不去努力清除,你要的民主就是一个人的民主了,我们也永远与现代文明无缘。这就需要多读书,多学习,读西方那些启蒙性质的书,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典籍,学习如何做一个文明人,一个与文明社会接轨的高素质人类。
    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拥有这些学识的人,大多是以笔为武器来进行启蒙,而那些勇于执剑走江湖的行动者,大部分没有这方面的学识。对他们来说,我在主流社会混不下去,那就在非主流社会混,民主运动的大环境,就是他们的江湖。他们可是说深谙世故,非常熟悉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洞悉人性,却不懂民主。对他们来说,民主就是造反,皇帝轮流做嘛。民主只是他们的旗号,就像当年是土共的旗号一样。所以你会经常听到一些言论,等将来成功了,我要杀谁谁谁,多少人得死。带着仇恨和报复心来进行民主,就彻底违背了民主的精髓了。18,19世纪的西方人已经知道民主的要义了,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竟然还不懂民主,不能不令人心寒。
    再回到学识和修养上面。我觉得,民主应该是一种精气神,自由平等和博爱,应该渗透于人的身体和精神里,让人一看,这个人不论语言或者行动,都散发着民主自由的气息,这样才能让人信服,信你本人,信你的民主。如果你一身匪气,霸道又自私,别人都看不起你,谁还会相信你的民主?总之说来,行动者本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熟悉民主的精髓,并强化在自己身上,彻底抛弃以往的自己,然后才能影响身边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影响和启蒙,威力是很大的,更何况民众心里早已积聚的不满,如果有了正确的引导,土共的瓦解只在一夕之间。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最后看总似乎是一场闹剧?还在于行动者本人。人性是复杂的,中国人尤甚。在有些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看来,民主也是一块大蛋糕。或为名利而来,或为权力。有些人不是在进行民主事业,而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我知道政治是复杂的,生存是残酷的,可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政治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实实在在有一份社会责任感。如果你为了挣钱,那就去做生意,为了出名,就去参加什么秀,好声音了,或者写畅销书。你抱着名利心来参与民主,有些事必定要跟你的名利起冲突,你肯定是放弃民主成全名利,这样民主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更何况还有一类人,为了名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为虎作伥,故意混淆视听,指黑为白,制作混乱,帮助土共。这样的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加上你积聚的仇恨,中国会处在更大的血雨腥风之中。好在像土共当年的成功已不可复制,因为信息的发达,因为民智的提高。
    我是很反感网络募捐的,有些是确确实实帮助了人,有些则不然。如果你没钱,就去做生意,先不要搞民主。如果你有此心,即使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可以影响到许多人,因为可以接触到更多不认识的人。你的言传身教,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到他们。中国的民主圈子其实是很狭小的,基本上是一群人在说来说去,吵来吵去,甚至还拉帮结派,互相看不起对方。我刚入民主圈时,很热情,很想做点什么,可后来我意识到,我只要交钱就行了,别人也只在要钱的时候才跟我联系。我当时很困惑,原来民主就是捐钱,换句话说,你没有钱是没有资格参与民主的。这对于走投无路的人无疑是雪上加霜。还有一点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钱就不能参与,别人没钱就可以参与,并要求他人捐助?再次强调,民主不是一块大蛋糕,如果你想利用民主来获取名利,只会令中国的民主止步不前,也会令真正的民主蒙羞,更会给别人落下口实,给土共攻击的机会。
    这里又说到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民主?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尚才疏学浅,还不能全面深刻论述,以后会专门论述。这里牵涉到政治学问题,精英问题,边缘人现象,以及普通民众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现在只做一个粗浅的论述。
    我认为,能够改革社会,改良社会的,只能是社会精英。可是人人都有自私自利之心,这就需要一个制度的框架来约束他们的行动。这就是民主制的好处。蒋时代治理国家的都是社会精英,可还是腐败成风,终于亡国,这是没有制度的约束。外国社会的改良改革运动,都是由精英完成的,所以总体上是一次次文明的进步。中国则不然,大部分是边缘人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历史文明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度的倒退。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中国的边缘人现象。中国的几次改朝换代,乃至毛共的上位,都是边缘人的成功上位。何为边缘人呢?我查了查资料,边缘人一词原来是个心理学名词,广义滴说,边缘人指一个人在某方面有独到之处,让别人在短时间内难以理解;也有极端的因素,这种有好也有坏。狭义地理解,是指各个方面都脱离主流社会群体的方式。边缘人是精神上的先行者,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信念,他们在生活里大部分是颓废,内向,格格不入的。当某种因素激发他的意志,将一跃而出,让别人刮目相看与尊敬。只有那极少数的边缘人,他们的名字与思想凝聚成了一个个闪光的里程碑,成为人类历史的节点和支架。边缘人通过自己的世俗生活的涅槃,从而升华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边缘人的特质之一,是金钱地位上的卑微及性格上的桀骜不驯,第二是大胆对亚历山大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所以这也决定了他们与主流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隔膜——一方不愿屈尊一降,另一方则是不屑一顾。
    为什么要大量引述边缘人的概念呢?一则很多人对这个词很陌生,二则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边缘人息息相关。前面已说过,中国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是边缘人完成的,包括毛共。普通民众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看你对他们施加怎样的影响和引导了。中国人的人性尤为狡猾,像电影里说的,风往哪吹,他就往哪倒。毛时代的社会灾难即是如此。毛共的上位及灾难,是边缘人极端的一个坏例子。当前中国,这种极端的现象也跃跃欲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如果不加以修正及制止,一路发展下去,势必引起新一轮的灾难。土共当初靠使诈,谎言上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变得更加聪明,狡猾,经验更丰富,如果没有对民众的正确引导,势必引起一场更大的悲剧和闹剧。
    所以,边缘人的两个后果,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好的影响可以推进历史与文明的进步,坏的影响则会把人类引向深渊。目前中国是坏的影响多,好的影响少。我们每个人都应检讨自己,清除掉自己身上的独裁味与奴性,去掉仇恨与报复心,以一颗平和,民主自由之心待人处事,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多看一些西方宣扬普世价值及真善美的书籍,文学,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经典,让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文明人,然后才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文明社会。我不相信一个野蛮未开化之人能创造出一个民主的文明社会来。建议大家多看看曼德拉自传,他是怎样从言行上胸怀上做一个伟大的成功的革命者的。毕竟,中国的前途,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移民到外国,做一个二等公民,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古往今来,没有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的人,会热衷于做出大规模抛弃故土移民国外这样的事。这是中国人的耻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艾莉尔写于2014.12.05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阿潘:与夫书(三)——致玉闪


小宝,时间过得真快,你离家已经五十多天了。北京开始供暖了,真好啊,关于你是否挨冻的焦虑终于可以消停了——第一次送衣服时太匆忙,加上那时候还算暖和,所以大衣和秋裤都没送进去。(你不会因此又骂我笨老婆了吧?)送的时候才知道,再次送衣物还得靠你写需求单出来,想到不久就能看到你的字迹,当时我还有点高兴。可是我一直没收到需求单,你到底写了没有?还有,看守所的系统里查不到你的卡信息,我本想通过你花了多少钱来了解你在里面的生活,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原谅我又在东拉西扯说些不重要的事情,因为,重要的事情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

 这一个月过得很糟糕,比你刚离开时还要糟糕。好几次想写信告诉你发生了一件坏事,没等信写完,很快又发生了新的坏事。信一改再改,我几乎失去了动笔的勇气。你不知道吧?在你走后,又有六个师友陆续被带走,凯平、夏霖、小何、小树,都是极其亲密的兄弟,多半是受你连累;薛野、徐晓也是关系很亲的师友,一向低调稳重,不知具体的原因,只听说徐晓老师是因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带走的。“我以为事情已经坏到底了,没想到底下还有地下室。”其实,地下室还会有很多层。紧接着,传知行的其他人陆续被传唤,罪名换成了“非法经营”。我们多少有了些经验,知道通常都是在不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被带走。(运气好的,几天后能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运气不好的,就会像凯平这样,一直下落不明。)所以,每一个人被传唤,我们的心都会一直悬着,直到他回来后向我们报平安。若是哪个人的电话突然不通,超过半天仍然联系不上,我就会想:终于还是连累他了……

 “连累”,是我最近想的最多的一个词。

 2012年,你因那事被软禁在家近三个月,我们聊过“是否值得”的话题。你说,党锢之祸,曾有那么多人为了收留一个张俭而家破人亡,多年后张俭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这些人的牺牲值得吗?然而,怎么能预知未来?怎么可能在事情来临时就衡量出做或不做的价值?只要问自己愿意不愿意做、能不能承担后果就行了。对于要不要救张俭,当时你已想得通透亦很坦然,只是我们都忘了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张俭,你当如何自处呢? 

真是无解的道德困境。每个人都有投鼠忌器的东西,金钱、名誉、荣誉感、尊严、家人、好友……能毫无底线地利用这一点的,想必会无比强大、随心所欲吧。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促使人们最终为了得到自己最想要的,或是守护自己最想守护的,而放弃、屈从。我当然知道,你最不能放弃的是尊严;但我也知道,令你难以割舍的是朋友。如今,在不知何处的小房间里很孤独地度过了五十多天的你,若是知道了最近发生在这些朋友身上的事,若是被告知就是受你连累,在不能放弃的和难以割舍的之间,你能守护什么?又能守护多少? 

小宝,很难受,对不对?想哭就哭,想骂就骂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理解你。即便做鱼肉,也应该有鱼肉自己的尊严。我知道这很难,你尽力,好不好?

 你刚离开时,好些朋友劝我:“你不要太担心他,里面的人其实很安心,外面的人才焦虑。”我怎么都觉得这只是安慰,最近却无比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最近被带走的这几个师友,无一例外地,都曾经说着这样温暖的话笑着安慰我……可以互相安慰的朋友越来越少,抱团取暖的“家属”越来越多。刚开始,还只有凯平太太和我同病相怜,紧接着是嫂子,最后是“弟妹们”……前两天和一个弟妹聊天时,说起这些男人们一个接一个都进去了,我突然抽风来了一句:“杨家将们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杨门女将了。”说完,在心里狠狠把自己嘲笑了一番:女将个鬼,女人们除了打听男人们的下落、给你们送衣服、找律师、写些你们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文字,又能做什么呢?

 就像我写的这些文字,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呢?又能改变什么呢?在荒诞的现实和沉重的历史中,每个人都渺小如蝼蚁、毫不重要;一只蝼蚁写的些许想念另一只蝼蚁的文字,就更无足轻重了。不仅没有益处,还会变得更加危险吗?危险与安全之间的界线,不是我们蝼蚁能理解和把握的。就像你,两年来一直为了传知行的安全而费心周旋,最后还不是难逃此劫?徒劳无功罢了。只是,有的时候,明知道是徒劳,却也不忍放弃,不愿放弃,因为对自己而言,那是有意义的徒劳。就像我对你的想念,对你我当下的生活都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帮助,可是,它确实是有意义的。想念带来的疼痛,会提醒我,你的缺席不应该是我生活的常态,我总得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才不会陷入麻木。 

现在我已经不去想你多久才能回来了。刚开始,朋友们会做不同猜测,说多少年的都有,然后问我:“你能接受多少年?”我只能低头,不让他们看到我在极力忍住眼泪。多少年?真是残酷的问题,我没有心理准备。以前不知道过正直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和你一起生活后总算明白了这一点,只是仍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多少年?有人说,即使在最美好最长久的婚姻里,也会有过至少五次想掐死对方以及五十次想离婚的念头,在支离破碎的生活中呢?我没有信心,但我会努力,希望你也一样。努力在支离破碎中让自己变得更好,让对方更欣赏自己,这样,在八年的婚姻之后,我们的爱情就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最后,说说律师的事。你的律师以莫明其妙的罪名被带走以后,我整整傻了一周,缓过劲后才开始给你找新的律师。专业素质好、能抗风险(我不愿意新聘请的律师像夏律师那样,因为代理你案子而再受连累)、值得信任的律师本来就不多,加上最近被带走的朋友有点多,所以这样的律师就更不够用了。有点灰心,就把这事暂时搁置了。再给我点时间吧。实在没办法了,至少还有我,我来做你的律师。

 昨天凯平太太又去了一趟看守所和市公安局的预审总队,还是没能打听到凯平的下落。她对我说:“前些天我梦见凯平死了……”话没说完就开始落泪,又说:“其他人的衣服都送进去了,只有他什么也没有,他会怎么想我这个当老婆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和往常一样,我几乎梦不到你,我希望你不要像往常那样,总是梦见我对你不好,因为现在的你在那样的梦醒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抱怨或撒娇的人了。

今年的结婚周年恐怕你不能在家和我一起庆祝了,好在我闹脾气一直赖着没去处理去年拍的周年纪念照片,上周末去挑了照片入册,就当今年我们一起照过了吧。照相那天你莫名地烦躁(这两年你一直动不动就很烦躁),不肯洗头剃胡子,所以照片里看起来蓬头垢面的。好在我们都很配合镜头,笑得很灿烂,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出门时、进影楼前分别吵了一大架,照完以后又吵了一架。小宝,这些天你有没有稍稍反省一下以往对我不够好的地方?这些天我常想,唉,不就是家务吗,不就是听你使唤吗,不就是听你吼吗,忍一忍就过去了,何必脾气对脾气地和你干仗。你不容易,我应该多让着点你的。等你回来以后,一定让你过一段特别舒心的日子。

这封信写得很罗嗦,因为我有些无谓的担心,想把所有重要的话都说完。只要还能表达,我会一直写,直到你回家,至少一个月一封。以前你给我写情诗时,我忙着做家务没空搭理你,现在我给你写信,你也不能即时反应,所以就当打平手了,以后不许你再拿那事向朋友们抱怨了啊。

就说到这。这两天天气尚可,希望你偶尔也能看到蓝天。爱你。

爱你的老婆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又:我瘦了三斤,大家开玩笑:啊,才瘦了三斤,你怎么对得起胖子?!嗯,真是对不起了。你瘦了多少?祝你减肥成功!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archives/10506 | 新公民运动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

人民主权:我的坚守与梦想——郭飞雄法庭陈述 发表于

郭飞雄女儿作品 [编者按:11月28日,郭飞雄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次日凌晨2时50分,审判长剥夺当事人最后陈述权利,强行宣布庭审结束。但在审判长无数次打断并最后剥夺辩护权利的情况下,郭飞雄仍进行了异常顽强、雄辩、深刻的自我辩护:中国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不惧为此担当承受。本文即郭飞雄法庭陈词,由其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特在此致谢。]   一九八四,这是奥威尔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时间起点。 这一年,十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傍晚,在上海华东师大西区食堂的咖啡厅里,我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讲,老人的面庞刀削般刚硬,瘦矮的身体几乎都裹在灰色的风衣里。他用尖锐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话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头脑僵化、对社会实施思想禁锢、动辄以政治批判压制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时我刚从鄂西北山区县来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最高领导人,我的心灵所受撞击之深是难以名状的。 当时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阳春”里,是年夏季,开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转此前的极左回流,在作协四大上宣布政治权力不再干预作家的创作自由,受此激发,上海地区倾向自由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说激情,他们像开春躁动的生灵,纷纷走入大学讲坛、学术研讨会、沙龙、咖啡厅,发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相互竞赛,比试谁能更新颖、更深刻、更立体的引介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比试谁敢于讲出更多的真话,敢于直指反专制争民主的主题。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论最大胆的自由作家之一。实在的说,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及其全国的同道,当时在学术专业性方面或许有所欠缺,但他们的言行透出了一种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那种无畏而激烈的思想气质,展示了人类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纯真性和简单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三十年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调,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这场“小阳春”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政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产儿。 自倾听王若望先生演讲前后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是各类学术讲座政治讨论的赶场式的听众,也是校园里带有青春骚动性质的球迷闹事、食堂罢餐等事件的现场“围观者”。那几年,人们对后极权统治下的禁锢、压抑越来越感到难以忍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直接行动的政治脉动在青年学生中酝酿,它终于在1986年12月的学潮中爆发,“小阳春”滋养下的上海实际上是那次学潮的中心。我一生中真正投入自主决策:带有高度风险性质的自由民主运动,是从1986年12月22日的大游行开始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阔的上海人民广场上,我们一行数人举着标语,突然面对脚步咚咚地奔涌而来的数千名青年工人时我的心情曾是何等的紧张。1989年波澜壮阔的全国学潮爆发时,我已是武汉一所大专的教师,同八六学潮时一样,为了尽义务,也仅仅只是为了尽义务,我做了自己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直接行动。其后十余年里,我间或回到武汉,或徘徊于当年演说时的站位,或回顾某一危急时刻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以及一青年学生突然模仿电影情节高喊“冲啊”引发数百人(或许数千人?)奔跑瞬间造成我们脚下的长江大桥像蛇一般扭动的那令人惊骇的魔幻一幕,心中深深明白:我的一生,业已和那个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八九·六四北京长安街上发生的对和平抗争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市民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它造成了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彻底分裂。从此我决意,永远不向屠杀无辜民众的强权者妥协;从此我决意,将生命投入到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中,尽职尽力、受危受难、承天之意。后来我们知道了,从最黑暗的时刻开始,中华大地上无数不屈的心灵几乎在互不知晓的海洋孤岛状态中不约而同的展开了政治反对运动的新一波原始探索。十余年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奋斗者如同神农尝百草一般,尝试了各种和平反对的斗争形式,直至一九九零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思想成熟;直至世纪末互联网时代突如其来将在茫茫迷雾中长期探索互不知晓的奋斗者联结成网;直至2003年—2005年,宪政自由主义的行动派——维权运动诞生成形,中国政治反对运动因此找到了具有高度原创性、深扎本土、不可磨灭的扩展道路。 2005年1月28日,我和范亚峰等人从北京八宝山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出。我心情沉痛地怀抱着赵紫阳先生的大幅照片,走在人行道上,对面站着不少警察,回头向殡仪馆方向看去,只见它的外面排着由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汇成的弯弯曲曲的黑色长龙。我问范亚峰:估计有多少人?他略一沉吟,回答:今天加起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那段时间我正和范亚峰等人商议如何推动民间的有效联结。此后数日,我们反复研讨,得出一致判断:不同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先生时公开合法的境况,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发生在高压时代,官方要求每个人凭身份证登记、认证。这犹如一把悬剑,潜含不确定的风险,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即便如此,仍有数千人毅然出席,足以证明人们的道德勇气正在恢复,民主运动的人气正在重聚。根据这一微妙的政治浮标所昭示的信息,我们决意采取大胆、坚决、持续性的行动,尝试将民主运动升级至新阶段。半年内,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横空突起。这段颇具象征性的插曲,见证了维权运动与八九学潮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血缘联系,也见证了行动者是如何与心怀皓皓之白而逝的伟人同命运、与自由精神不灭的永恒的八九一代共风险中汲取力量的。 我们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法律区间内,公开、合程序的活动,捍卫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我们所推动的蔡卓华印刷圣经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等个案维权和政治实验,通过互联网这一加速器、放大器发酵和传播,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立体介入。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勇敢的站了出来,越来越多孤岛般各自为战的奋斗者通过参与维权或接力绝食联结起来,越来越多被侵权的底层反抗者在英雄的维权律师辅助下走上自觉的政治维权道路。四宇光明,八方星聚,汇成浩浩洪流。在多元合力下,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由曾经被迫的边缘重回民间公共精神生活的主流,其汹涌澎湃,逐波升级,引发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高度恐惧,严酷的打压随即而来。 作为维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屡次首当其冲。从2005年4月至今,我先后四次被刑事拘留,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坐牢五年。在这四次拘押中,我曾呆过六个看守所,两个省级、两个市级、两个区县级的。警察和秘密警察对我所进行的共计二百余次的审讯可谓创纪录,有时他们甚至是一日数次让已判犯人用担架将绝食中昏沉乏力的我抬上四楼,而后固定在铁椅上。在这四次关押期间,我曾五次绝食,绝食总时间为3天+59天+24天+75天+25天=186天。我的激烈绝食曾引起自由阵营的有力回应,在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中起到了某种先导或示范作用。但后来有秉持世俗人文主义立场的朋友向我善意的表示不解:自由民主主义主张人性,承认合理利己主义,你总是绝食,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惨,似乎有违人性,意义也不大。由于不愿用“大道理”面对面的回应世俗人文主义,我一直未曾正式答复这一批评。无形之中,绝食日记或者回忆录已不再续写,相关的激励推动亦弃而不为。但临当必要个人的绝食仍然进行——为什么?我为什么绝食?为什么坚持绝食?从头至尾,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我绝食,不仅仅是为了向极权体系的政治迫害表达强烈抗议,而且,主要是为了自证——向我自己、向我内心永恒存在的最高神明见证我自己,我是真诚的,是在为纯正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受难,为心田永远不可玷辱的洁白而担当。推源溯流,绝食行为的原初模型是苦行僧的苦行,他们为某种理想而尝试肉体的极限。现实中我的绝食,是安全的、可控的,绝食过程是尊严的,旁观者的敬重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外界反应,而在于内心体验。第一次绝食后,我惊奇的发现:过去熟视无睹的墙壁原来是这样的洁白。浮想中我又顿悟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心地是何等的圣洁,而被滚滚红尘缠绕的我也有机会在尘世中摆脱缠绕,走向心灵的圣洁。每次长波段肉体减压后的清澈洞明的心境,都让我感到尘世的杂质和内心的杂质已被过滤;我们所追求的结构性、制度性的自由民主理想超越了个人命运,超越了兴衰成败,显示出超凡脱俗而又驾驭凡俗的“大地上的神性”,值得为此付出,值得将生命沉浸其中。虽然并不是全部如此,但总有那么一段持续性的美妙时间,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为自由民主而受难的我,正在幸运地分享或映射我内心永恒的神灵,那光明灿烂的影像,正在体验一种指向极致的纯粹精神欢乐。对于我们短暂而凡俗的生命而言,什么是永恒?永恒就是这样的时刻。我从不主张他人模仿我的长波段绝食,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就要求参加者绝食不超过48小时。但我从不认为,绝食与人性相悖。相反,绝食是和平抗争的有力手段,是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内在力量的表现,是受难担当的见证。绝食行动内含的人类对宗教情感或宗教般圣洁、至上性精神价值的追求,本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尊崇的个人自由、个人自治主权和人民主权、自由民主政体,自身就内含着人道和自然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当这一代人面对着有着罕见的专横残暴记录的极权体系的高压、政治恐惧症普遍弥漫之际,尤其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有力的、有节制的、审慎的激发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存着的对理想性精神价值的追求,借助由此焕发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帮助人们治愈那种表征着主体萎缩的不自然的、不健康的、有违基本人性的政治恐惧症,走向对个人自由的正常捍卫,对个人政治主权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伸张。这一切,是可以与有原则的合理利己并行不悖的。民主运动并不反欲望、反功利、反世俗,那些生命冲力理应得到包容、顺应,但必须受到精神力量的规制、驾驭。民主运动是人性的运动,也是道德的运动、理想的运动,它激励业已觉醒的公民和正在走向觉醒的公民正视每个人所拥有的无限珍贵的精神价值,表现出自由民主理想相称的主体自觉和道德担当。这就是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呼唤主体自觉、呼唤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呼唤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深层人学动因。至于个人绝食,对我而言,是高度内敛的自我激励、自我见证方式,是我坐牢的功课之一。每次苦行受难,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净化。我珍视这种与自由民主理想共振的个人体验。 对于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无休止审讯,我基本上以零口供形式回应。审讯者之所以对我屡下重手,使用各种手段折磨,就是因为我的沉默和不妥协。在对我实施电刑时,行刑者一边对我的头、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电击,一边恶声暴骂:“给你缓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让共产党出丑,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共产党狠!”他们几近疯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强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跟共产党对抗是错误的,自愿放弃推动民主,以此获取缓刑,而后接受安排重回大学教书。他们企图就这样通过迫使几位他们所称的“扛大旗的”接受缓刑,达到丑化维权运动、瓦解民间斗志的战略目的。在2007年,我们想坦坦荡荡、自然而然的为推进民主而坐牢,都异常艰难。这可能是后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曾长达四十二天被手脚穿插钉镣在床板上,曾遭受无数次辱骂、殴打、拔头发折磨。在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中,行刑者将高压电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电刑。为了维护我永恒的人格尊严和男性的完整性,我不得不以承认事实上并无法律证据的“非法经营”,让行刑者有所得而住手,侥幸避免了如同仓在押人员那样下部电成一片黑糊的悲惨命运。当日凌晨,悲愤莫名中,我一头猛力冲向玻璃和墙,以死抗争,又侥幸未死、未残!但春节过后,电刑又来。在任何情况、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坚守住了两条底线:绝不放弃自由民主理想、绝不出卖或者指认他人。这也是审讯者不断夸赞我的人品、且因此有所收敛的地方。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严峻考验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坚持的人生信条,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洁。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微笑着对他人、对我自己说,我在绝境中的行为,对得住“人”这个称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仅此而已,此生足矣! 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其实,从容就义并非至难,双眼一闭,形体毁灭,精神永恒。而没有底线的暴力狂施加的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时此刻,如欲守住心田的洁或许比从容就义更难?我的个人选择自然并非对于人格问题的标杆,那种高压下暂时妥协而后关云长般复归道义、再证尊严的做法,亦令我很敬佩。即使高压下崩溃,虽不可取亦非大恶。我的惨痛的亲身经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宽容和体谅,而普遍的宽容和体谅氛围有助于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的恢复和尊严的再证。真正应当鄙视的是极权主义的下作败坏、返古兽性。他们不是像古义所要求的那样尊重对手的人格尊严,让对手有尊严的去坐牢,有尊严的去死亡;而是专门以侮辱践踏对手的人格尊严为能事。我相信,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这种灵魂的卑劣。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那种公然否认人道和正义的普世性、公然用高级哲学去合理化论证美化暴力暴行专政兽性的极权主义。 2007年,“正常地”、堂堂正正地、顺顺利利地为自由民主去坐牢,曾经是被捕后还须付出巨大的惨痛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2007年,我历经磨难,仍坚守底线,才迫使维稳体系放弃强迫我法庭认罪、接受缓刑的幻想,获刑五年,而后光荣的去坐牢。我的坐牢和选择直接挫败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战略计划,我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就像一根小小的鱼刺,卡住了维稳体系的咽喉。而后,胡佳力抗逆流,高智晟再次人格起义、勇薄云天,张祖桦、刘晓波动员知识界集体发声,胡佳和刘晓波获得国际大奖,茉莉花运动遍地开花,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多中心、网状结构于是彻底铸成,“愈压愈涨潮”的奇局令民间振奋,令强权者惊骇。返回到2007年,在扇起风暴、激起其后数年民主运动升级涨潮的“蝴蝶效应”里,那在大地上方飞翔的数双蝴蝶的翅膀中,应该有一双是属于我的吧?七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波打压的狂潮中,除了“实业界的良心”王功权先生和“赤壁三杰”黄文勋、袁小华、袁奉初以外,坐牢的目标已不再那么难以达到,有十几位民主战士已光荣获刑,其过程平稳、波澜不惊。丑陋奇诡的强迫“认罪”“缓刑”的肉体-精神折磨正在减弱。虽然乌云依旧翻滚,但强权者钢铁浇铸的冷酷心地毕竟多了一些回避兽性折磨的羞耻感。在民间,把为推动自由民主而坐牢、而担当、而受难视为光荣的道德价值高悬,光明灿烂地闪耀,那个我们希翼和向往多年的一代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良知起义、担当命运、逐波逐波地走向直接行动从而“填满监狱”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觉醒的一代公民崛起的一代主权者面前,极权主义获得的将不仅是出丑、出更大的丑,它的自心而溃、冰消雪融,是任何强权枭烈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兽性永远压不住人性的成长和伸展,它不仅会在尘世间处处碰壁,而且也违反它自己的载体“人”的目的“人”的规则,因而或迟或早必将自我毁灭,从历史画册中卷铺盖走人。 在我公开挑战极权并反复被捕或入狱的动荡生涯中,我的妻儿受到了最大的牵连。2006年3月10日,太石村村民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我的妻子一大早出门买菜,竟然遭到了女特务的拦路阻止,她气愤地回家告诉我,我下楼找特务评理,被早已准备好、埋伏在楼下的特务打得满脸是血。我曾带十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去中大西门购书,在公共汽车上,几名特务轮流上前,放肆地对着我的女儿和儿子的脸拍照、摄像,全车人一片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的女儿大了,亦懂得了害怕,一次在我们全家四口如往常一样前往体育中心露天健身器械处锻炼时,六七名特务在身后很近的地方紧跟着,并用广东话高声吵嚷着什么。女儿不时扭头去看,满面惊恐,对我低声地指责道:“爸爸,就怨你!就怨你!”我痛苦得无言,八年来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时常浮现。2007年春,广东国保在审讯我时,曾对我发出威胁:如果我不认罪接受缓刑,坚持要坐牢,我的儿子就上不了小学,女儿也会被安排到很远的初中,将来她读高中时,会被电脑派位到农村中学,让她读不上大学。对他们的威胁,我是完全相信的。我知道这个特务机构的做事规则和过往纪录。在未被关押状态下,我曾为解除特务对我儿女的人身威胁,并为抗议汕头警察开枪射杀数名保卫土地的无辜农民、捍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新闻自由等事,而于2006年2月8日在中南海国务院门口绝食。但是,在囚禁中,我无事可为。2007年11月中,我在天河区法院被宣布判刑五年,临走前,我转身问旁听的妻子:儿子上学了吗?妻子回答:没有,他们不让。回到广州市第三看守所监室里,当晚,我辗转反侧,几乎通宵未眠。数日后,同仓一名已判的、五十多岁的经济犯突然问我:老杨,你的头发怎么白了一片?我不大相信,监室里没有镜子,我只好让其他几位在押者看看,众人异口同声。由此我才相信: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发生在了我身上。我曾把儿子被阻止上学的事讲给那位五十多岁的经济犯听,他先是摇头: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事?!我一一道来,一一解释,他出于对我的人品的一贯认同,终于相信事情是真的。这位一九六零年代曾因家中地主成分饱受欺压的经济犯,突然蹲到地上,双手捂脸,无声地抽泣起来。不让我的儿子读书,我没有哭,他却哭了。我没有哭,可我的心一直在滴血。此后一年间,心中不时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能再这么毁了儿女一生的前程,得采取行动。这就是我在2008年底通过梅州监狱的探视窗口对妻子提议让她们母子三人设法出国的原因:让儿女到一个受教育权不会被破坏和阻挠的自由国家去,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这是为人父母者目前状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帮助下,我的妻子、女儿和儿子辗转来到泰国,滞留数月,却在签证上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此时,宾馆里突然住进了数名奇怪的国内来人,妻儿出门时又神秘地差点遭遇车祸。关键时刻,令人尊敬的傅希秋牧师和另一名高尚仁慈的英国女基督徒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引领她们母子三人来到了美国,她们随后得到了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接纳、帮助。孩子上学读书之事从此不再成为疑难。对于危难之际冒个人风险救助我的家人的傅牧师、英国女基督徒和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对于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伟大的基督教会和高尚的基督教徒们,我的心中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虽没齿不忘。他们的义举让我直接地、深沉地感受到了人类之爱的普遍、无私和崇高,感受到了自由民主文化博大堂正的气象。这对于我的灵魂也是一种洗礼和提升。 2011年9月13日出狱后,我通过网络和妻儿建立了联系。当我读到女儿借用动画讲述的出国历险故事,读到故事中表达的她的被动、她的迷茫、她的不适应,以及她对故乡童年伙伴的思念时,我的泪水竟如温凉的溪流缓缓潺潺,断断续续,流了三日。作为男儿,在狱中,为任何事情,包括儿女,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女儿得意地问我:看过哭了吧?我答:哭了很多。可女儿已经不再是幼年时那个总爱让抱让背的娃娃,她已长大,长得高高的,性格变得骄傲、叛逆,事事由自己拿主意,与我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她对我自公开挑战极权以来的十八年间欠下太多亲情和责任隐隐不满,不时反讽,甚至很少再以“爸爸”称呼我。我心中隐痛,却茫然无助。一想到女儿和儿子,无尽的内疚总是把我的心田淹没。数月前的2014年7月4日,在天河区看守所会见窗口,张雪忠律师告诉我,去年十月,女儿曾为我画了一幅像,据说画得还很像,画中我的身后是群山,画上写着“高山仰止”四字。这幅画曾在一个庄严的殿堂展示,为的是呼吁营救我。虽然我自知尚不足当此期许,但我从传述字里画间读到了更深的意蕴,这意蕴让我满目透亮,穿越厚墙,直照云空:亲爱的女儿,在这特殊状态下,我又一次赢得了你对我公开表达的爱! 2011年出狱后,看到国内自由力量遍地开花、遍地集群的情势,我心中的振奋不言而喻。作为理想主义者,努力升级民主运动是我注定的选择,而且比以前更坚决、更稳健、更阔大。在这公开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新阶段,我和广东公民社会同仁们一道,扎硬寨,打死仗,直接行动频频。藉声援南周事件的历史契机,我们成功进行了一场有序、理性、节制、平和的政治集会实验,并巧妙地以我们在街头政治上的率先突破为杠杆,造势增速,推动全国民主运动潮涌。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运动和“八城快闪”街头宣传,是我们推动“除恶法,修良法”的社会运动的起步实验,也是我们将觉醒公民的直接行动提升为富有普世价值“沉甸甸的含金量”的公民社会主权实践的一次重要努力。后极权维稳体系依据其镇压惯性,将上述两桩政治实验列为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两大罪名,亦并非意外。古曰:“与虎谋皮,未知其可。”但是,自由民主宪政主义对于极权主义,必须与虎谋皮,必须用真理的力量逼迫这个“人虎”脱皮去牙,回归人性,放弃僭权,还我主权。 下一步我被判刑,亦在政治迫害的惯性之中。为捍卫包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为施压要求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坐牢,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光荣。今年开春,风和日丽,入夏,风云际会,我和全国数十位民主战士的先后判刑坐牢,不仅于平衡强权者、激发更多公民觉醒并参加民主运动的大局有所佐助,而且于我个人的养心净神也不无小补。不管此次将被判刑多少年,坐满出狱后,我的第一选择仍将是为推动宪政民主事业而直接行动。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向历史见证:我们没有向极权政治的兽性屈服,没有放弃人类的尊严,没有放弃坚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洁。屠杀无辜、奴役人类的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永远不会向肆行高压和暴力统治的强权者妥协,我们给予极权主义首要的、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惩罚,就是依据人道和正义的基本规则,判明其反人道、非正义的本质,从道德上彻底抛弃之。我们坚信,未来千百代的人类也必将根据同样的规则作出同样的选择。力量或有强弱,但弱势的自由民主运动必须向强势的极权主义不断地发起和平的反对运动,哪怕是做推石的西西弗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逐日的夸父,或移山的愚公。见证不屈,是我们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首要意义所在。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摆脱极权主义通过暴力和谎言制造的政治恐惧,恢复我们自然、健康、自由、主权的人性。在极权主义不断蜕变的大势下,人民依然处在大面积、持续性的政治恐惧中。这是很不正常的,这属于人民的心理病态。当代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推动者,必须找到为自己、也为民众进行心理疗伤的有效方法。这首先需要我们呼唤、高扬自由民主价值的理想性,以理想激发公民对个人尊严、自由、权利、主权意识的觉醒和尊崇,驱散心灵被极权主义所蒙上的被动驯服、过度恐惧的迷雾。这将进一步催生一代觉醒的公民的主体自觉,激励他们担当道德自由的责任,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而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启蒙,行动是主体自觉实现的客观见证。行动,以及承其后果而后更坚决、持续的行动,不仅是公民个人走向良心起义、尊严自证、灵魂升华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是人民摆脱政治恐惧的社会心理病态实现自我救赎和文明跃迁的唯一道路。 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实例支撑从而陷入无法实现命运自主的困局,才能阻止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力垄断集团在转型时代以各种变体继续奴役人民。在人类野蛮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人道文明的进化,暴力威权文化亦不断吸纳新资源而变换形态。未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博弈,而且在极权崩盘后,还可能面临李光耀—普京式一元“鸟笼政治”与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治之间的博弈。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推进者如欲推动极权主义的消融与和平转型的实现,并防止新加坡—俄罗斯式小格局、小容量的强人政治为中国未来埋下停滞、动荡的祸根,必须采取坚决、智慧的自由联合行动,做大做强人民主体的自主力量,以强大的公民社会制衡政治权力,以成熟的政治反对力量建设性、战略性地规制执政力量,并最终走向三权分立和普选时代的正常轮替,从而使政治转型走上最符合人民主权要求、最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用政体革命压倒政体蜕变。中国需要反对党,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劲呼声。中国民主运动负有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一个自由、文明、强大、且有纵深动员力和全局统摄、扁平结构的现代政治反对党的历史使命。为了创建这样的政治反对党,我们必须行动,必须秉承高度责任感、智勇兼备的行动,必须尽可能在达成圆桌共识基础上、在修法改制基础上或在赢得民众极大同情和立体参与基础上,果断、纯洁、透明的行动,并担当由此而来的一切厄运。 作为一个已将生命和自由民主事业融为一体的老战士,回顾过去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我实在地感受到:我们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能有机会参与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难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能在其间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幸运。在自由的遐思中,这让我联想到了中国古人所创设的那个脚踏大地、头顶天空的人字造型的无限深意。   杨茂东(郭飞雄) 2014  年  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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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撰稿:夏榆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14日 1975年1月28日深夜,20岁的徐晓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投入监狱。那是一个冤狱的高峰。就像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赶上的是冤狱的高峰。在那座监狱的看守所里关押着很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人,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的,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在单身牢房被关了五年。徐晓被关了两年,监狱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还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狱中的这两年,像所有的日子一样,给青年时代的徐晓提供了滋养生命的血液和空气使她成长。 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在书里,徐晓对一段监狱生活的描述翔实细致。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狱中的人靠阴影的移动和季节的变换来判断时间。在狱中,人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出是装水的木捅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牢房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本来可以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却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人没有美梦、没有幻想,也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挨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于是你无处可逃。你能看到的只有那盏灯,还有小小的一块天。 出狱以后,徐晓被赶到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边有几个老太太,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一起,从童装厂拿来一些裁片,然后把它们轧成衣服,做成裤子什么的。跟徐晓一起的有四五个老太太,实际上负着监管的任务。那段日子是看不见希望的日子。 后来的日子被徐晓形容为“自我拯救”的日子。“如果沉沦下去,我就完了,从此我就变成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勇气的人,其实就是你被压垮了。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时候,鼓励自己不能被压垮,要尝试勇气,要把勇气外化表现出来,我要向自己证明不会被压垮。” 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1975年,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文革”风暴的洗礼、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砾,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文革”后期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政治解冻、思想开放、文化复兴的时刻。 在这本书中徐晓写了冤狱的生活,写了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至亲者和挚爱者的生离死别。徐晓用了更多的篇章写到那本影响广泛的民间杂志《今天》,写了聚集在《今天》周围为《今天》奉献热忱、激情和心血的人。他们阅读、思想、写作;他们争吵、辩论、演说。他们艰苦困难的工作,浪漫而快乐的生活,这些人包括北岛、芒克、赵一凡、周郿英、郭路生、史铁生、万之、阿城。也包括那些默默无闻又有奉献心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还有就是“西单民主墙”“星星美展”“四月影会”。这些人与事的记忆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历史的纠葛和情感的困境交集和缠绕在她的个人化叙说中。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就是: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没有北岛、芒克、郭路生等人就没有《今天》;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当年,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他们还无法预见日后的声誉和与之相伴的困境。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 那段离当代社会并不久远的历史,它的严酷、惨痛和荒谬以及它的纯真、浪漫与理想主义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年轻者的视野中已经被看成是历史神话。对于徐晓而言,追忆这段往事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徐晓跨越生死之界,男人与女人之界,跨越过去和现在之界,重新检阅人生。“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半生为人》是徐晓在当下,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对“活着的正当性”所作的一种论证。 活着的理由 夏榆: 从《半生为人》可以看到很多故人和往事,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1970年代的青年运动是世界性的,法国1969年的红色风暴,意大利的红色革命,美国的反越战,英国的嬉皮士运动等等,当然还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你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那个时代的个人化的视角和个人性的经验。 徐晓: 法国当年的红卫兵,我接触过,这个人来过中国,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一点都不减,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在一个很无奈的年代,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理想主义到了中国就表现得特别畸形。1969年的时候我上小学,还小。我书中写到的大多数人物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老三届的学生,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多数都是特别边缘的人物,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上的边缘人,但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思想的一批人。他们当时的想法、观念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一种叛离。红卫兵运动是英雄主义的延伸,革命情结的一种延伸,我写到的这些人已经是脱离开知青运动的一批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和红卫兵相反的是,他们对当时主流社会的一种反动。他们开始用头脑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 夏榆: 看过你编辑的《民间书信集》和《遇罗克的旧作与回忆》,很长时间你还从事老三届的口述实录体的写作。这么多年你对“知青”群体,对“文革”历史关注的热忱一直不褪,为什么? 徐晓: 我做一些老三届的口述实录,也和丁东、徐友渔合编过《遇罗克的旧作与回忆》,我有幸做这些事情,我也很享受这些事情。1972年遇罗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枪毙,他是唯一一个因为言论被明确宣布以“反革命”罪处死的。当时在首都工人体育馆特别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因为我的朋友赵一凡当年有一个女友叫郑小丹,她在“文革”当中不明不白地死了。因为她为遇罗克的《出身论》写评论文章,就被学校里的红卫兵给关起来。最后发现她死在关押她的那座楼下,身上还绑着铁丝,没有任何说明就这样惨死了。遇罗克的家属和郑小丹的家属商量,想把郑小丹和遇罗克合葬在一起。那时候,郑小丹的弟弟为了保存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把《出身论》藏起来,也是费了特别大的周折,到处藏,怕被抄家抄走,因为郑小丹父母亲是“右派”。郑小丹可以说是为《出身论》而死。郑小丹是赵一凡的好朋友,她追求过赵一凡,赵一凡当时还特别革命,说年轻人不应该谈恋爱,应该干革命。认识赵一凡以后,我就觉得我对遇罗克负有责任感,收集、编辑遇罗克的文集我觉得就是在做他们未竟的事业。 《民间书信》,我想保存当年那一代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因为是书信,所以有很多日常的状态就反映出来,也有很多思想的萌芽,就是当年那些思想是怎么产生的,青年人谈到的对社会的看法,读书的感想,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我试图还原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真实的生活。这些工作只是尽了我自己的心意。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常常觉得无能为力,做得太少太少。 夏榆: 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运动”30年祭。作为“文革后”一代人中的一员,那段历史给你什么样的烙印? 徐晓: 有时给我一种虚幻感,实际上“文革”、“知青运动”也只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恍如隔了几个世纪。《半生为人》出版以后,有年轻人说看了书特别感动,但怀疑这些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还是不能相信。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管是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观念,我们那一代人经历和体验过的现实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人宝贵的品质之一是一以贯之,可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我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东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对我来说这不是矫情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像我在书的前言里写道,当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所有角色都面临困境的时候,我要为自己活着寻找一个结实的理由。 ◥ 徐晓与遇罗克铜像合影,在宋庄美术馆 《今天》的志愿者 夏榆: 你把《今天》的志愿工作视为“自我拯救”的一个方式,《今天》可以说是一本文学杂志,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沙龙,对《今天》有很多传说,你当年看到的《今天》是什么样? 徐晓: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复杂,没那么神秘,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它甚至没有策划或者被人领导。也并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政治色彩。因为我是具体参与进来的人,我知道我周围的人都不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更确切地说都不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点都没有政治野心。当然或许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不知道。但是就以我亲历的《今天》这个群体和由《今天》诞生出来的“星星美展”这个群体而言,都不是。我觉得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个性,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许还有思想的新异,这些内容更加突出。比如我们说到另类生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另类,但是他们的另类其实就是一种时尚,能作为时尚的生活,就可能是主流的生活。但是当年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另类不是时尚,也难以成为主流。当年像芒克,为了办《今天》,他不再去上班,被工厂除名了,开始了长达几十年脱离体质的生活。在今天这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天塌下来。为了维生他就去看大门,这个职业是他唯一可以干的,不影响他喝酒,也不影响他写诗。对很多人是天大的问题,到他那儿就不是问题。集结在《今天》周围的人,他们几乎都怀有一种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们喝酒、读书、写作、讨论,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见解,对生活的看法。那时候,我看到的《今天》可能是真正另类的生活。 夏榆: 1970年代末,北京的知识青年群体可能比较活跃,就像现在的文化青年一样活跃,喜欢聚会、聊天。因为时代不同,社会现实和背景不同,《今天》就显得意义不同? 徐晓: 其实那时候除了这种艺术和文化的圈子,还有许多读书和对时政感兴趣的圈子,每个圈子的氛围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参与到《今天》里的人,主要是对艺术的向往和个性的追求。比如,北岛,人们都认为他具有启蒙意义,认为他的诗深刻,有哲理,尤其他那首《回答》影响最为深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被很多人记住,《我不相信》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尽管他自己已经不喜欢这些诗了,但是因为他表达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精神上的困境,仍然能打动人心。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需要的就是他们感受到而不能表达的东西,所以人们真正记住的恰是他的这些诗。当时的诗人和诗歌是被人宠爱的。在社会封闭和政治禁锢的时代,诗人的思考和表达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和呼应。现在的诗歌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诗人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感召力了。 夏榆: 我看到评论者把《今天》在1970年代末中国的出现当成是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一个社会标本。 徐晓: 《今天》的出现,比“伤痕文学”出现的意义大得多,“伤痕文学”只能简单的揭露,揭露“文革”以阴暗面的东西,《今天》张扬的是一种社会观念和社会态度。一种自由的、民主的、人性的觉醒。后来一系列的潮流都是在《今天》的带动下出现的,像美学界的“星星画展”摄影界的“四月影会”,都是《今天》带动起来的,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思潮在19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它们和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革新浪潮形成呼应。 夏榆: 对你个人而言,《今天》意味着什么? 徐晓: 《今天》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凌乱、破败。每个星期天我会去那里印刷装订我们的杂志。那个院子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厨房和矮棚,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时《今天》经常会有聚会,来人不管是否相互认识,都可以在那里朗读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有时候也读名著。那是个怪杰荟萃的圈子。在那里我读到了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因她的短篇小说《琴声如诉》而对她推崇备至。 最近有一个人问我儿子:你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儿子说影响很大。他们说那你看过他们当年办的《今天》吗?儿子说,他们写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的,精神性的。我觉得他说得挺准的。什么是精神性?我以为文学,艺术,高雅的情调都不能等同于所谓的精神生活。哈维尔说:“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环境的估量。”当年我们办《今天》就是怀着一种希望,我们认为那是好的,愿意为好的东西献身,并没有幼稚到了真的以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成什么。很多人质疑理想主义,我也常常自问,为什么我从来都是悲观的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事实上,正是当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那种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这影响了我以后这些年的精神走向。 夏榆: 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徐晓: 当年,我一贯是好学生,后来就是当了老师也要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擦桌子,扫地,灌热水。监狱生活,《今天》的经历,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坎坷,都应该转化为我的精神资源。有的人经历幸福但没有获得,就糟蹋了幸福,有些人经历了苦难但没有反思,也糟蹋了苦难。我的生活如果要概括的话,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包括我今天的写作。我不断对自己追问,对周围事情追问,我愿意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源于真诚的、先验的内心探索,才能给人以力量。 ◥ 珍贵的《今天》杂志同仁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思想史的失踪者 夏榆: 《半生为人》是你个人对一个青年群体的观察,这个群体可能是文学的、艺术的,也可能是思想的。我看见你写到2004年冬天,《今天》的诗人重新聚集,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徐晓: 徐晓:这是《今天》26年之后的又一次聚会,我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一次北岛回来了,还请来了郭路生,郭路生给我们朗诵他写的诗歌。大家拍照,那一次见面留下了几张有意思的照片,一张是北岛和芒克的合影,跟当年办《今天》时候的合影形成对照,两个人的位置和形态几乎都一样,但是时间过去了26年。芒克的头发全白了,感觉是往事不能回首。那天来的还有严力,当年在《今天》,严力只是个奶油小生,可是那次一看,特别明显的沧桑感。黑大春也来了,郭路生、黑大春朗诵诗歌,看上去他们还有当年的激情,每个人都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磨砺。当然有些人还在坚持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像严力、黑大春,都在写诗,北岛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写诗,好像没有停止过。我觉得从精神上讲,就像我在《半生为人》中所表达的,这一段生活的影响是持久的。就像严力,在遇见《今天》以前虽然他也在写东西,但是只有到了《今天》以后严力才真正开始他的艺术活动。《今天》影响了“星星画展”,“星星画展”又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美术新潮运动。我相信我很多人是因为《今天》而改变生活。比如黑大春是在《今天》的时候跟诗人开始交往。多多、顾城,他们都深受《今天》的影响。田小青是到《今天》以后开始写作的。他从《今天》的第三期就开始发表诗作,一直到现在还坚持着自己的写作,这几年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他是真正独立的写作,也不工作,也不发表。不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些人基本是在往前走。 夏榆: 在《今天》诗人群里,郭路生的命运令人感慨。现在还会有人记得他吗? 徐晓: 那一次,我们从福利院把郭路生请来,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请一个朋友去接他,我家距离远,他也不认识。他说能不能用那个车在回去的路上到他爱人的学校拉一点东西。我说恐怕会去的很晚,到一个单位夜里11点去拉东西感觉会不方便。结果过了一会儿他打来电话说我不去了,有事情去不了。实际上他是生气了。郭路生就是这样,我们要经常哄着,他很敏感。但是当你跟他见面,如果你是偶然见到他,你是不会怀疑他有病。很多年前我到福利院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母亲还活着,肯定还活着,只是他父亲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父亲结婚了,又娶了别人。当时我以为是真的。我特傻,就问别的朋友。朋友说你难道不觉得这就是症态?完全是幻想。 1996年我们搞过一个郭路生基金会,让大家捐钱,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当时想,有了这些钱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可以轮流到福利院,把我们募到的钱给他改善生活,给他买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包括烟什么的。但是这个事后来没有做下去,只募到几千块钱就算完了。没实现我们当初想的一个月去一个人,或者一个星期去一个人。当时他在福利院。福利院有几种伙食标准,低的是60元,高的有100多块钱,他坚决要那个最低的标准,我们怎么说服他都没用。 大家去看他,每次请他到外边去吃饭,不管你点多少菜,到最后他都会把所有的菜吃光。他说不能浪费,让人看了很心酸,就好像他是一个长期饥饿的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用募捐的方法帮助他,但是你发现用这种办法不管用。比如你给他送一只封装的烧鸡,他肯定是一顿跟大家分着吃了。烟,你也不能给他买好的,只能买次的,他平常抽的那种,如果你给他带去好烟,他不舍得抽就会送给别人。 夏榆: 更多的和《今天》有关的人献出了他们的激情和热忱,但是他们可能和郭路生一样不被人所知。 徐晓: 郭路生还在写。但是写得很少,他被传诵的还是《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群三部曲》等早期的诗,后来还在写,但是我觉得没有能超越这几首。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就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跟《今天》的历史相伴随的还有很多人,有很长时间,那个作为《今天》编辑部所在地的四合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作志愿者,义务劳动。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我想说的是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投身《今天》却因此被荒芜了的人。1985年的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演讲,北岛开始回忆《今天》,那天,大学生对《今天》的茫然和冷漠让我感到内心刺痛。 夏榆: 《今天》派诗人的漂流和消散让你伤感吗? 徐晓: 我曾经为这个群体的消失感到遗憾和伤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任何群体都无法作为一个群体长久地保持生长的状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命,那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成就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圈子,但它们没有相交。历史就是这样。我觉得包括鲁迅当年的那个,“左翼”、“新月”的圈子,任何一个圈子都会有兴盛和消散的时候。也许最后每个人都会跟历史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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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很丰富的内容。为了方便,本书第二篇将考察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本篇将考察各项人权保障,再谈及现代国家公民权的首项及法律前提——国籍选择权;尔后谈宗教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在我们考察的110个国家中,85国(约占77%)的宪法有规定公民义务的条款,可见公民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是各国的普遍要求。这诸多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义务,违者属违宪罪,必遭起诉;另一类,则属非强制性义务,批评教育也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等量齐观,更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履行义务作为其享受公民权利的前提。在共和制国家的宪法中理所当然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1、强制性义务            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公民必须承担的强制性的义务写进入宪法,诸如:      1.公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2.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3.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保卫国家的义务;      4.公民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      5.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义务;      6.子女有照料父母的义务。      以上六项强制性义务的共同特点是,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导致严重后果,便可能被提起诉讼,受到法律制裁。宪法本身的特点是强制性规范,把公民应该履行的、得到社会普遍公认的强制性义务写进宪法,当然是有必要的。            2、非强制性义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国家把一些并非宪法范畴(如民法或道德领域)的义务也写进了宪法。诸如:      1.乌克兰宪法规定323:夫妻双方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2.古巴宪法规定324:夫妻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3.西班牙宪法规定325:所有西班牙人都有义务熟悉西班牙语。      4.尼加拉瓜宪法规定326:欠债还钱是每个本国或外国公民的义务。      5.萨尔瓦多宪法规定327:雇主有为女工设置并维持婴儿床位和育儿室的义务。      6.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宪法规定328:公民有义务同心协力实现国家理想。      7.危地马拉宪法规定329:所有的人都有义务注意保持和恢复健康。      以上几项非强制性义务(还有一些,不再列举)本身的倾向性都不错,但它们的共性是没有可诉性。譬如,同心协力实现国家理想当然是好事,但要说某人没有做到同心协力便属违宪罪,恐怕就太勉强了吧。      3、并非义务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当然没问题,本篇D、E章已经涉及,这里不再重复。但把劳动也算作义务,就有点蹊跷。众所周知,宪法是强制性文件,把劳动作为公民义务写进宪法,就意味着公民必须劳动;如果他不劳动,就要强迫他劳动,这显然不妥。公民有其人身自由权,他可以劳动,也可以不劳动。在现代中国的宪法中,不应该留下强迫劳动、奴役劳动的借口。      当今社会,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去劳动,因为不劳动就没有饭吃。如果某些人不劳动也有饭吃,那纯属少数特例。这些特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靠吃老本,吃利息,吃股息或靠亲友接济为生;      一种是通过非法手段谋生。      前一种情况不犯法,属于私人决策范围内的事;后一种情况触犯法律,自有国家刑法侍侯。均无须写进宪法。         4、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义务为中心         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至今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对等的,两者彼此同在,有一项权利,就必有一项义务相对应。所以,你要享有多少权利,首先就得承担起多少义务。      实际上,人的权利是“天赋”的,是本源的;义务只是派生的,只是在某些时候,需要承担一些义务。两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尤其要强调的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始终都只是权利,它本身并不以承担某种义务为前提。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我们想想看,当一个婴儿从娘胎里来到人间时,他会不会双手举着一块“金字招牌”,上面写着:我拥护妈妈或者我拥护爸爸,甚至是我拥护社会主义或者我赞成资本主义;如果他不尽这样的义务,他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婴儿都没有义务,只有权利——他一来到人间,“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因为他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这是天生的权利;饿了,他要在妈妈的怀里吃奶;长大点儿了,光吃奶就不够,还得吃饭吃菜;再长大点儿,他要说话,要读书,要写字,要和小朋友们一块儿玩;……这些都是他的权利,快乐地生存和健康地成长的权利,而没有一丁点儿义务,也不存在任何一项可以与他的这些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长大了,成人了,他要谈恋爱,要结婚成家,这仍然是他的权利。当然,从这时候开始有了一些义务——关怀爱人,关心家庭,孝敬父母——义务只是实现某些权利时所派生的责任;他走进了社会,他要去投票,选择能够代表他的意愿的人当人民代表,选择他满意的人出任公职,这也不存在对应的什么义务,选举是他的权利,他只是在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人的权利为中心,以人权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打造宪法,构筑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正常关系。不再是老百姓为国家权力为官员权力而存在,恰恰相反,是国家权力和所有的公职人员为实现公民权利而存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口号应当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中的公民权利,既是每个公民作为个体的权利,也是所有公民的权利集合。在这里,公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与公民身份俱来,而不是谁恩赐的。既不是领袖赐予的,也不是国家赋予的。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存在的价值,在于为君尽义务,子存在的价值,也在于为父尽义务。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      中国1954年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标明了公民二十多项权利,如在法律上的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居住和迁徙自由,劳动权,休息权,救济保障权,教育权,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男女平等权,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和控告权,获得赔偿权,华侨权益保护权等等;规定的义务只有四项,即遵法守纪义务、保护公共财产义务、依法纳税义务、依法服兵役义务。这里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恰恰是进步的。      1970年发到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全国人民手中的宪法修改草案,史无前例地规定:“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第二十六条),成了轰动全球的大笑话。      1975年的宪法,笑话虽有所收敛,但仍然是个大笑话。在这部宪法里,公民的权利被“高度浓缩”,公民的义务更被“极度扩展”——那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居然由公民的自主性选择变成强制性的义务!如此荒谬的规定一出,宪法中公民的其它任何权利还有什么真实的意义?还有什么实现的可能性呢?      可见,以义务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专制文化,与宪政民主背道而驰。      中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虽然纠正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过分荒唐的内容,但是对基本人权的表述仍然不充分,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力度仍然不够,而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则失之宽泛,与现代宪政宪法的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13亿公民期待着,在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载入: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 曹思源/ 玄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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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

著名作家徐晓被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当局抓捕

 博讯记者获悉,著名作家、散文集、编辑徐晓,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局的人员带走,随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关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著名作家徐晓被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当局抓捕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发出信息说:“徐晓26日下午被市局预审总队(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单位)带走,昨天她亲属才知道消息,到派出所查问,得知是市局抓人。今天上午外甥和两个姐姐去了预审大队(在窦各庄),询问结果是人在一看,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但家属要求送钱和衣物都被拒绝,而且态度恶劣。”
   
    博讯记者发现,徐晓的新浪微博最后更新时间是11月25日15时22分,发出:“余华在海外出版了随笔集《十个词的中国》,看看他在汉堡的‘第十一个词’说了什么? 看看王竞怎么写意大利人把余华用废了。”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徐晓邂逅了赵一凡。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赵振开的诗。从此,她人生的轨迹彻底改变了。1975年,徐晓与赵一凡一起因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
   
    著名作家徐晓被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当局抓捕

   
    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徐晓编辑出版过多部影响巨大的书籍,其中她最为满意的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畅销书《逆风飞扬》,并帮助出版了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
   
    除了徐晓之外,还有其他人也被抓。网友“高冬梅”在推特上透露:“我知道的还有其他人,共计三个。”
   
    对于徐晓被抓,著名网络人士北风表示:“很多人问徐晓被抓有何理由。他们抓人需要理由吗?黄凯平失踪一个多月,没有任何理由。”
   
    网友“刀尔登”在新浪微博也表示:“徐晓被‘带走’,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狗日的国家的每一分安全,就是我们的每一分危险。”
   
    著名作家徐晓被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当局抓捕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唐荊陵




唐荊陵


197112月出生,湖北省荊州市人,基督徒,前廣東省汕頭市某化學工程類單位元元技術人員,原上海交通大學廣東校友會理事,知名人權律師,《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中國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動者,中國在押政治犯。

近年來,因其一直關注社會問題,積極參與各類聲援活動,如孫志剛案網名連署反對強制收容遣送,大陸公民連署反對香港23條立法,成都李思怡事件接力絕食紀念,向民眾普及法律知識,以及多起因網路發言而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事件法律和網名連署簽名等,因此,曾於2005年被吊銷律師執業證;20112月,因“中國茉莉花革命”事件而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關押,並遭酷刑,生命曾出現嚴重危險,其妻也被迫失去工作。

雖然十餘年來,其歷經磨難,不僅被吊銷律師執業證,且長期遭到當局非法監控、軟禁、強制旅遊和強迫失蹤等政治迫害,但其依然堅持關注人權,參與維權,追求民主憲政,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等,隨成為中共政府在六四25周年期間重拳打擊的對象;2014516日,因其持續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和在六四紀念日期間推動“六四靜思節”行動而被廣東省廣州市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並被關押於廣州市白雲區看守所;620日,又被當局更換罪名,宣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批捕20141119日,其案被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目前被羈押於廣東省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人權律師唐荊陵曾在浙江省溫州市與網友座談)



2009年唐荊陵曾前往林昭墓前祭奠)



(唐荊陵曾在湖北省潛江市宣傳基層與人大選舉法律)



(唐荊陵曾在貴州省銅仁市宣傳基層與人大選舉法律)



(唐荊陵曾經被監視居住的通知書)



(唐荊陵與廣州、貴陽的友人在一起)



(野渡、唐荊陵夫婦、北風、袁新亭、阿薇等廣州民主人士在一起)



2014324日唐荊陵在廣州街頭表達訴求)




(六四紀念25周年被捕前夕,推動“六四靜思節”)




(唐荊陵之妻汪豔芳要求廣州公安釋放丈夫回家團聚)




(唐荊陵逮捕通知書)
http://cppc1989.blogspot.ca/2014/06/cppc00135.html?spref=tw

浦志強


浦志強




1965117日出生,河北省唐山市灤縣人,法學碩士,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前河北省物資學校歷史教師,前北京廣播學院法律系教師,原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著名維權律師,《亞洲週刊》2005年度“中國維權律師風雲人物”,《中國新聞週刊》 “影響中國2013年度法治人物”,中國在押政治犯。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曾積極參加廣場的絕食活動和遊行請願活動;1997年開始律師職業後,曾義務代理過大量涉及言論自由和表達權等方面的維權案件,如著名的譚作人案、艾未未案等,同時還代理過許多公民被勞教案件,如影響甚大的方竹筍案、任建宇案、“上訪媽媽”唐慧案等,為之後中國廢止勞教制度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於201326日公開實名舉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層清算周及其在任時的政法委系統十年維穩問題,隨觸及了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的底線,引發了中共高層的高度警惕。

201453日,又因與十數位各界知名人士召開“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究會”,從而遭到當局的傳喚和抄家,並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2014613日,被北京市當局進一步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正式批捕; 20141113日,其案被以“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罪、尋釁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等四樣罪名起訴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目前被羈押於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浦志強1989510日在北京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時畫面)



(浦志強在辦公室的工作照)



(不自由,毋寧死)



(浦志強曾在《人物週刊》上的封面照)





(中央廣播電臺法律顧問徐迅與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浦志強作客新浪)



(江西新余三君子案出庭辯論律師集體照)



(浦志強因夏俊峰案專程赴瀋陽看望夏的妻子張晶)



(浦志強20139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畫面)



(浦志強實名舉報周永康引發網路震動)



(浦志強與多名知名人士201453日在北京舉行“六四紀念研討會”)



(網友獲知浦志強被捕的手機消息截圖)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中共當局對浦志強可能會重判)




http://cppc1989.blogspot.ca/2014/06/cppc00131.html?spref=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