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Badge

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六四”迈不过去的坎儿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刘京生 (博讯 boxun.com)

    
    ●“六四”是迈不过的坎儿,是必须解开的结。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在那一天就已经盖棺定论,罪恶统治的本质一览无遗。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哪怕今天就将权力回归于民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宿命,罪恶的宿命,在罪恶发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宽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适用,可以不以生命为代价——这不是我的意愿,我的要求,是法律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法律,杀人者被押上审判台是逃不掉的。
    
    二十三年过去,当年的那一夜可否被淡忘?有些人真的在淡忘,忘记了那场屠杀,忘记了医院里布满的尸首,撕心裂肺。似乎,这种淡忘理直气壮,冤冤相报会使社会进入到万劫不复之境地,社会动荡,百姓遭殃。人们应当珍惜现在的一切:富裕、繁华、自由、阳光。人们还活着,享受着活着的乐趣、幸福,享受着爱与被爱,享受着家庭带给人们的天伦之乐——活着,多好呀。
    
    没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吗?在那场大屠杀中死去的?没有!我们再说他们,在念他们,在赞美他们。可他们已经不在了,说他们,念他们,赞美他们,他们都听不到。说、念、赞美不过是安抚一下活着的人的愧疚,不过是找回失去的自尊——这都是活着的人很乐意去做的事,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一番,彰显一下自己的“良心”或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离奇的是,面对血流成河竟有人能如此冷静,口中念念有词:善哉善哉。宽恕这些不知做了什么的刽子手吧。这真是一种升华,高不可攀,真不知这样高尚的人在自己面对死亡时是否也会如此坦荡?的确,您是在说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信仰,别人似乎不该如此大惊小怪,自由言论有什么不可?自由言论意味着要为这一自由的后果负责,您有说的权利,别人也有——你既然已经将自己的“宽恕之心”公之于众,那就不再是您自己的事了。您需耐着性子的也听听别人的自由言论。
    
    面对“宽恕”之声,反驳之声也显得格外怪异,纠缠于是否是“受害者”,这重要吗?不是受害者就不能表示宽恕与否?法官从来就不是受害者,就不能审判?这是什么思维,什么逻辑?“六四”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人在犯罪,谁在犯罪,犯了什么样的罪。纠缠于谁是受害人就很容易将视线偏离“六四”问题的本质——无法无天的权力。再说,即便所有直接受害者都宽恕了“六四”的凶手,这些凶手就可以不了了之吗?拿法律当什么了?有些罪是可以宽恕的,有些罪不行,即便“神”想宽恕也不行,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很奇怪,挂着那么多光环的学者、专家竟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单以这些人的行为来预测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恐怕一百年后还是一个梦——好在,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些人还能左右未来。
    
    “宽恕之声”在此时沉渣泛起并非偶然,与和平、和谐、妥协如出一辙,误认为它是当今之潮流——除了中俄,没有多少国家在坚守这些所谓的“潮流”。中非及阿拉伯世界再次证明,只要有罪恶的权力存在,就必然有反抗,权力者对反抗的镇压越残酷反抗就越激烈。世界上的大国都在扩充军事力量,这并不单单是为了吓唬人——威胁世界的罪恶权力始终存在,面对这些威胁,就要保持高压的态势,随时准备付之武力。也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对话,和谈的主动性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只是一厢情愿的个别意念——爱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拯救世界。
    
    为了“宽恕”寻找理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借助于“神学”理论。中国的神学“大家”都习惯做这种事,不管自己是否真的信了耶稣。这实在应当怪罪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教出的“大家”都只会大段的引用名人名句。您就不能说些自己的话,为自己的观点、信念寻找一些像样一点的理由?您老说“神”说的话,您不觉得您跟文盲无异?找本书,谁不会抄,即便不会还可以找个代笔的,这不难。虔诚的教徒也见过不少,都是人,有爱也有恨,爱恨分明,无私无畏。我看美国人也一样,到了战场也一样要杀敌——真正渴望和平的人都免不了要杀敌,不杀敌和平无法实现。我不相信,杀敌的都不是耶稣的子民,更不相信,美国的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只有无神论者才会杀人。很多人嘲笑无神论者是专制之源,我以为这一说法是颠倒黑白的谎言——权力的罪恶与有没有信仰没多大关系,绝对权力下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人说“神”的话,大都不可信,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人传达“神”旨意也大都是人的意愿,无法在“神”那里得到验证。耶路撒冷战事不断,是“神”在爱人还是在恨人?爱谁,恨谁?还是这些信徒都“不知他们在干什么”?或者都是伪信徒唯有您是真的?我就不相信,“神”只讲爱,从来就对罪恶熟视无睹。
    
    别再欺世盗名了,和谐、和平、妥协、宽恕并不是绝对的善,相反,在特定的国度,它们是掩盖恶的代名词。权力不仅靠血腥的屠杀加以维系,还要靠谎言加以维系,当人们相信这些谎言后,就已经成为权力下的奴隶——和谐、和平的与罪犯,与奴隶主共舞,宽恕他们的所有罪行,以便他们去犯更多的罪,当然,您还可以继续对他们新的犯罪给予宽恕。
    
    “六四”是迈不过的坎儿,是必须解开的结。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在那一天就已经盖棺定论,罪恶统治的本质一览无遗。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哪怕今天就将权力回归于民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宿命,罪恶的宿命,在罪恶发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宽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适用,可以不以生命为代价——这不是我的意愿,我的要求,是法律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法律,杀人者被押上审判台是逃不掉的。我们还活着,或幸福或苟延残喘的活着,我们可以因强制而无所事事,但不能泯灭良知,“高贵”地宽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您敢对那些已经埋在地下二十三年的冤魂说:我宽恕这些杀害你们的屠夫了?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活着的人永远的想着那些死去的冤魂,我也无权要求您对那些冤魂诉说您的良知与清白。您竟可以继续您的善恶不分,传播您的伟大的“神”的理论。我真为自己那么长时间对您的崇拜而羞愧,至今您在绝食前一夜在“北大”激情四射的讲演,依旧在我耳边徘徊:“我也是个女人,也有爱,也想生孩子,过正常女人的生活......但我不能......”。第二天早晨,我又在“北大”校门口看到您走在了绝食队伍的最前列......。从此,您就成为我的偶像,二十多年不曾改变。岁月流逝,已物是人非,我是该记住当时的那些话,那些场景还是该忘记?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

丁子霖:柴玲背叛了六四


致柴玲

——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丁子霖

柴玲女士:
对于你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我早就应该答复了,只是因为“六四”周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六四”难属轧伟林先生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先生“被自杀”,再有“六四”屠杀帮凶之一陈希同《自述》一书出版引起争议等等,以致对你的答复一直拖延至今。
尽管我忙于它事,但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你在公开信里说的一些话。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宁。有话要说而不说出来,就有一种对不起“六四”亡灵,对不起已故难友之感。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杀前,我因“文革”而厌恶政治,对“八九”学运也就很少关注。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广场上的一言一行,尽管那时你已担任了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一职——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职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语文系学生高瑜女士于1990年秋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得知我的儿子在“六四”中遇难,前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况。她在那次谈话里提到了你。
她说,在1989年5月底,她刚从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绩伟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难。据她讲,在天安门广场穿过层层纠察队组成的封锁线,她找到了你、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说服你们几位同意撤离,并为你们代拟了撤离广场的声明才回家。可是后来由于你的翻悔,李禄的反对,撤离最终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于6月3日政府大开杀戒之前被捕。
紧接着就是6月3日夜晚戒严部队突进北京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高瑜告诉了我她那次“劝说”失败的缘由,但那时我在内心对你们这些广场的“坚守派”并无怨恨之心。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6月3日晚屠杀发生时你一直坚守在广场,6月4日凌晨你是含泪带领队伍撤离广场的。所以,当我此后在外电中听到你与封从德一起脱离虎口成功逃生到了海外,我还为你们庆幸——尽管当时我自己正深陷于丧子之痛而难于自拔。
柴玲女士,你还记得吗?1994年我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中文版在海外出版不久,你曾往我所住的中国人民大学家中打来电话。在这次通话中,你一开始便用了大概是广场上惯用的语调说:“丁阿姨!我是柴玲!柴玲!”我感到十分意外。你又说:“我从你的《“六四”受难者名册》这本书上看到你儿子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我曾见过你儿子的。”我认为这绝无可能。因为连儿虽数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当过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队员,但怎么可能进入核心圈接近当时的领袖人物呢?你却十分肯定,并且告诉我,你的贴身保镖就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也就是连儿的同学。你说连儿曾去广场找过这位同学,因此你就有机会见过他。最后你还说:“我刚从波士顿一家中文书店里见到你写的书,我买下了书店里所有的十几本书,你能同意由我来翻译成英文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在那次通话中,你在对我慰问的同时,还向我诉说了你自己的不幸。你说:“其实这不只是你一家的不幸,我也很不幸。我流亡海外后,姥姥去世,也不得回家奔丧……。”
数日后,我去中关村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你来电,并要翻译我的书。许先生告诉我: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我想起儿子6月3日夜晚挣脱我的阻拦奔赴广场去与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辛酸。
我苦于找不到你。此时我想到了刚刚赴美不久的张亚来先生,于是立即给张去电,请他设法联系上你,收回我同意你译书的承诺。
这是我至今不敢忘记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对你的失望。
此后,虽然听到关于你的种种传闻,我都不置一词。我总是对身边的友人表示:这些学生领袖还年轻,前面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有在我得知你的前夫封从德先生为你那番“期待流血”的言论作出辩护之后,我才委托刘青先生向小封转达我的异议。
记得1997年“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邓小平去世,那些日子我被国安局看守在家中。一天中午,一男一女两位BBC记者居然乘着看守的疏忽溜进了我家中,采访我对邓逝世的看法。短短数分钟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人们说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功,你原谅他的“六四”屠杀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二是:你如何评价柴玲在“六四”屠杀前“期待流血”的言论?我的回答是:邓小平犯的是“罪孽”,学生领袖犯的是“过错”。我心里有一本账,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大概是出于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难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然而,“六四”屠杀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一个又一个纪念日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等来了你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你“原谅”的是邓小平,是李鹏,是冲进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的官兵。我认为你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六四”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我要问柴玲女士,你在两年半前信奉了基督教,便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名义,决定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宽恕那些“六四”屠杀者,不是在罔顾事实吗?二十多年来,中共政府发言人年复一年地重弹对“六四”事件“党和政府早已有明确的结论”的陈词滥调,不仅从未对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道过歉,而且为了“维稳”还变本加厉地对“六四”难属、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实施严厉的人权迫害——继“六四”动用机枪、坦克之后又实施了酷刑、重判,甚至给戴上“黑头套”往死里狠打。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先生因无法承受平反“六四”的漫漫长路而自缢身亡;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23年来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残下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仍表示“杀头也不回头”的李旺阳先生,在医院中蹊跷地“被自杀”。为什么你不看一看这一桩桩血泪事实呢?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要知道,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我对你真的失望了。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儿子,以及所有“六四”亡灵的血真是白流了,要知道那是一条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呵!学生领袖与芸芸众生都是人,人的生命都是等值无价的。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你说出“我期待流血”,今天竟说出“原谅他们”。从当年的冷血到今天的无原则宽恕,这华丽的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你的是非价值判断又错到了何种地步?
不错,“六四”难属曾在2001年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说过:“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爱所有的孩子,我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和仇恨”,却换得了“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我们“以爱来化解仇恨”,这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人来更有效地来制止暴行和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这就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结论。
历史老人真会嘲弄人世间的那些弄潮儿。不早不晚,就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同时出现了“六四”当事人的两种表演:一是“六四”屠杀的帮凶陈希同出了《自述》一书,把屠杀的罪责往死人邓小平、李锡铭身上推;一是你发出了“原谅”邓小平、李鹏和戒严军人的公开信。这种效果大概是你发表公开信时始料未及的吧!
你皈依基督教才短短两年,就有如此惊人之举,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自有教会信徒评说。我虽不是基督徒,但从小学三年级起至初中三年级就读于上海及苏州教会小学与中学,中学旁边就是教堂,自幼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人与责己”。每间礼拜堂里都辟有一间小小的忏悔室,那是教徒每周向牧师反思自己的不当言行的空间。作为基督徒的柴玲,你曾去忏悔室反思过自己“六四”前后的言行吗?
最后,柴玲女士,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认为你的《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是对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八九天安门精神”的背叛,是对“六四”英灵的莫大亵渎。作为“六四”的守灵人,我无法保持沉默。
                                                                                                                   丁子霖
2012年6月28日于京郊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

2012年6月29日星期五

评郭罗基诉共产党案





一个律师的随想
    ----评郭罗基诉共产党案
   李进进
    著名的哲学教授郭罗基先生又一次站到争取民主和自由斗争的前列,勇敢地走进共产党的法庭起诉共产党侵犯了他的公民权利。此消息在大陆不径而走,郭老师的《起诉书》、《上诉书》、《申诉书》和《公民上书》(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陆民间广为流传。前三者《中国之春》业已发表,後者将同前三者一起再加上别的一些诉讼材料汇编成一本书,统称《公民上书》。到了美国後,我全面系统地重读了郭老师的诉讼和有关材料。又听了他的关於《我诉共产党》的讲演。重读之後,我是浮想联翩又自叹不如。郭先生的状子明眼可看出不是出自一个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律师之手,但却提出了中国的法律专家们不敢想或者说即便想到也不敢言的一系列重大法律原则问题:共产党违法怎么办?法要有法的精神、建立法律监督体制等等。这些重大的法律命题需要我们这些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工作者回答。
    然而,最令我感慨万分的还是这位深受爱戴的哲学教授在“以身试法”----通过合法的程序保护自己公民权利、争取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正直和智慧。
   “以身试法”的勇气
    “六四”大屠杀之後,在中国大陆有谁敢於公开为“六四”平反?有谁敢於公开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郭先生是也,并理直气壮地写入法律文书中:“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正因为‘反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越是‘反自由化’就越糟踏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失灵,只好使出武器的批判。不讲道理是因为没有道理可讲,讲不出道理。讲不出道理就开枪。制造‘六四’流血事件是从‘反自由化’到反人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起诉书》)於是郭先生义正辞严的指出:“所谓‘北京反革命暴乱’应予平反。与之相应,释放政治犯,抚恤死难者家属,由於参与民主运动所受的处分一律推倒。”(《公民上书》)多么尖锐的深刻。这是共产党把他剥夺的精英----“置於死地而後生”的结果,也是郭先生作为一个人,“作为脱离了动物界的骄傲的人,无论走到那里,应当说人话,只能说人话,一定说人话”的体现。
    郭老师的一身正气还体现在,他不仅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保护自己的学生和同仁,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为他们辩护。八十年代初,他就因为公开为魏京生辩护而不断地遭到迫害。如今,他又勇敢地为他的研究生朱利全辩护。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提交了抗议书,抗议政府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关押朱利全。他在上诉书、申诉书和致全国人大的《公民上书》中多次为朱利全以及其他的受迫害者辩护。这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相比之下,我也是被长期“收容审查”,当时也是一位研究生,可我却没有这种“殊遇”。这是黑暗的中国政治所使然,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气,并非人人皆有。猴子变成了人,也很难说就一定说人话。唯郭老师等几位前辈例外。
    提到郭老师的智慧,你不得不予之敬佩。作为一般谙熟共产党法律的专横,政治的黑暗的中国人,对於郭先生的起诉起初一定会不以为然。这是一个明知不会受理、即便受理也绝无胜诉之可能的一个诉状。即知之之果,何必为之,郭罗基然也。他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他的深谋远虑。他认为民主运动只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去争取。进行合法斗争是很危险的,但我要用自己的行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从一九九二年一月始与共产党打官司,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起诉书写四千字,上诉书写八千字,然後逐级申诉,状子的文字也随之按几何数字翻倍,直到向全国人大控诉共产党违法。这说明,他预知它的诉讼结果。那为什么还要为之。我认为,这就是郭教授的智慧所在。通过诉讼,即便被拒绝,也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1)通过诉讼揭露共产党践踏自己的法律、践踏公民权利的事实,从而撕去中共坚持自己维护法制和尊重人权的假面具;2)通过诉讼,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法律、正义的呼唤;3)通过诉讼,激发人民善於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他自己首先做出楷模。“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到法院去起诉、上诉、申诉,状告政府,状告共产党”(《公民上书》)。他这么做,是建立在一个价值观念上,即“枪杆子里只能出政权,而不能出法治。”通过合法手段而争取民主即有效又有益日後的发展。这种选择还反映出郭先生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治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民主、自由和人权已是世界性的大趋势,共产党在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是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试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会出现什么结果。郭罗基不被杀头也要判他无期徒刑了。如今共产党把他也没法。这是国际人权运动的结果,也反映出共产党的软弱。
   法律难点:共产党能否作为法律被告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哲学教授的诉讼活动中出现的几个法律难点。
    在这个案件中,难点之一是告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南京大学党委,实质是共产党能否作为法律的被告。这是郭罗基给当代中国社会提出的一个难於解决而又不得不解决的法律命题。这也正是郭罗基高於法律专家的地方。另一个难点是,依据中国的现行法律,这个案件到底属不属於行政案件。应不应当受理。中国法律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的症结在那里。
    共产党能否作为法律被告确实是一个难於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人们在作出回答的依据各有所不同。按照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和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宪法观念,一个以政党组织作为法律上的被告,当绝无问题。因为政党也是一个社团组织。所以西方人对於一个政党组织能否作为被告的问题,一定会感到奇怪。但在中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高於国家之上的执政党(俄罗斯宪法法院正在判定俄罗斯总统下令取缔苏共案子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苏共不是一般的政党,是一个窃取并高於国家权力的政治力量。当然这是在苏共崩溃以後的事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被解释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一九七五年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并统率军队。(第二条、第十五条)。现行宪法(一九八二年宪法)改变了写法,并放在序言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某些专家的说法,这样写既顺理成章又避免了将政党写进法律条件中的作法。但实际意义又没有变。从政治上看,一个规定在宪法之内的执政党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被告。因为它高於国家,高於社会。它是至高无上的。共产党作为被告的提法,如同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能否作为被告的提法一样奇怪和可怕。更有甚者,在封建社会,皇帝还只是天子,意即在皇帝之上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天”的概念,那就是自然的力量。所以皇帝还要经常祈祷苍天。在当今的唯物主义中国,“天”,只是革命的大无畏主义者的认识对象,无产者所掌握的自然规律。“人定胜天”。所以,共产党连老天也成了其统治的对象,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五八年不是提出“人有多大胆,产量有多高”吗)。共产党确实是至高无上了。从共产党自身的口号来看,共产党也绝无可能成为被告。因为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个正确的党----一个先验的证明,怎么会违法,怎么会成为被告。从中国政治统治的现实来看,共产党作为被告也没有现实性。因为共产党掌握着一切国家机器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一切,从军队、警察、行政机关、法院、监察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到避孕套。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四十多年来,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行宪法也不得不含糊其辞的多少反映一点这些民主的要求,搪塞人民和世界舆论,同时也用来标榜自己。宪法的最後一段就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在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责任。”宪法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里的政党,按照起草宪法的专家的解释和共产党自己的宪章及有关文件,当然包括共产党在内。“应当指出,新宪法这一规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共产党是在国家生活中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党如果十分重视法制,严格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制具有更大的权威”。(肖蔚云《新宪法的新发展》,一百二十页,一九八三年)照此说法,共产党违法完全应当作为被告。具体来说,如果中共中央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那么中共中央就是法律上的被告,如果其基层组织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如南京大学党委,那么这个基层组织就是被告。如郭罗基所指出的,共产党不应当成为“至上法权”。
    问题的关键在於共产党组织违法了,百姓如何告状,法院又如何受理,适用什么法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也正是共产党高明之处。它一方面闪烁其辞的给你某些权利,另一方面又把你限制的死死的,绝无实现之可能。
    在郭罗基的案子中,法官迷惑了。庭长说“这个案子我们是很重视的。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件,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法院没有相应的法庭来审理共产党违法的案件。於是郭先生出了一个主意,“成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共产党违法的案件。(《申诉书》) 郭先生,你给中国的法官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如同给刚过门的小媳妇出难题一样,不给米还要人家做炊烟之治,中国的法官的确如同一个小媳妇,经济上或财政上归行政部控制。(他们的苦衷我是略知一二,如在行政审判中,他们不敢轻易的判行政部门败诉,因为过几天行政部门给你停电、停水,处处刁难,法院的汽车在大街上也会被交通警察无理扣留),在政治上,他们要受共产党的领导,重大案件要汇报,要在党的政法委员会上讨论,协调。如此等等,中国的法院何时独立,他们何时才熬成婆。建立特别法庭来审判共产党违法,这是一种政治诉求。从现实来看,共产党不可能组织自己的法庭来审判自己。从法律上来看,共产党的组织违法,也无必要给予特别的待遇,既然是一个社团组织,就按一个社团组织的法律地位去处理,按照正常民事法律程序来处理。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些布衣平民步郭罗基之後到法院去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一级的党的委员会作为法律上的被告的可能性不大,但基层党组织作为法律上的被告并由法院受理和审判的案例一定会出现。中国在进步,在发展,这是事实。当然它不是共产党情愿和主动给予的,而是中国人包括海外的民主力量共同斗争而取得的。
第二个难点:是否是属於行政案件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郭氏案件的第二个难点。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假定我是一个法官,一个正直的法官,我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得将郭罗基改成张罗基或王罗基。因为郭罗基太知名,太有影响,以至於即便法院能够依法办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也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政治干预。我的意思是说,我假定郭罗基的案件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争议在於,它是否是属於行政案件(当然你可以将其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那是另一种分析)。根据中国的行政诉讼法,行政案的受理至少有三个要素(法律本身规定了四个条件)。一,被告是明确的并且是国家行政机关;二、告的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的行政行为(在中国的法律理论中,国家机关的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行政行为或者说抽象行政行为,指的是发布法规,规章,适用於所有的人或一类人;另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及针对某个人采取的措施,命令,如吊销张三的汽车执照,不允许李四出国等);三、这种具体的行政行为被认为是违法的侵犯了原告的利益或权利。
    在郭氏案件中,被告南京大学是国家事业单位,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南京大学党委是该事业单位中的基层党组织。但原告认为,南京大学剥夺原告工作权的行为直接来自於国家教委,故国家教委被列入共同被告。国家教委是国家行政集团。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要求之一具备了。原告认为,被告给予他待聘的即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是无理的,侵犯了他的劳动权利。这也具备了受理案件的条件之一。关键在於国家教委是否直接干预南京大学关於停止郭罗基上课的决定。如果是直接干预,就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原告坚持认为,南京大学的决定直接来自於“上面的精神”,并认为“所谓‘上面的精神’,南京大学的负责人又是来自国家教委的负责人。”原告在上诉书中,也明确说明“国家教委的负责人也不是没有点到我的名,我将在法庭上出示证据。”
    对於案件的受理来说,只要诉状中包括有了上诉的几个要素即可,至於原告提出的证据和诉求是否真实与合理,那是法院审理的结果,不是案件受理时就清楚的,否则还要听证审理干什么。在郭氏案件中,郭罗基已经明确指出国家教委具有直接的责任,而且校方也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就足以构成此案属於行政诉讼案件,法院应当受理。而南京市中级法院和多级法院(暂且不论有无管辖权)在未调查、听证和审理之前,就断定“国家教委亦未对郭罗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武断,是将审查是否立案的行为取代法院审理的行为。
   中国现实法律的重大症结
    郭罗基的案件经过上诉,又裁定驳回,又申诉、无回音。因上诉裁定,是终审裁定。这个案件本身就告一段落。但这个案件所提出来的法律问题远不至於此。 假定这个案件受理了,并查明如南京中级和高级法院的裁定那样:“国家教委亦未对郭罗基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而仅仅是做出了一般规定:“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没有说:“郭罗基坚持看法,不能讲课”,那么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此案便不属於受理范围。问题是这个一般性规律是即“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显然违反了宪法,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如何得到保障?这就是郭罗基提出的一个重大法律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家法院可以受理侵犯人权的事件。”中国的律师会说,“没有办法”,法官仍会说,“无能为力。” 这是中国现实法律并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一个重大症结,也是在中国进行民主和宪政行动的一个极待解决的任务。
    在当代实行宪政的国家里(有宪法不等於有宪政),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合宪性审查。(在美国叫作司法审查)。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有权审查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或行政命令。如果它们违反了宪法,法院就不适用之,或宣告违宪(各国的作法不近相同)。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在分权理论之上。可悲的是,中国的统治者一方面强调宪法的至上性,宣布宪法为最高法律,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院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五条);一方面又不允许法院来审查那些有可能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允许违宪的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的存在。行政诉讼法便是明证。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涉及到:“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诉讼,不予受理。即便这些一般性规定违反了宪法,我们也爱莫能助。
    “六四”以後,国家教委下达过多少文件来整顿大学;根据这些文件,有多少教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多少教师和学生受处分被开除。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被剥夺得无遗。
    另外一个最典型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政府行为是收容审查。郭先生的研究生朱利全被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王军涛、侯晓天、韩东方以及笔者本人都被收容审查。六四以後被关押的学生和工人,大部分都先实行收容审查。收容审查的性质,就是彻底的被剥夺人身自由。他们被关押在看守所,不能随便走动。不能大声说话。每天送进两顿饭(在北京是两个窝窝头,半碗白菜汤),不准读书,更谈不上会见家属和通信,会见律师了。其待遇同依据刑事诉讼法而正式逮捕的人一样,甚至更恶。因为被逮捕的人,其法律地位是刑事被告,享有某些被告人的权利(尽管未予落实),而被收容审查者,其法律地位是不确定的。什么权利也没有,而且没有时间的限制,有的关押长达两年之多。
    收容审查来自与国务院公安部的一些文件。主要的一个文件是国务院一九八零年发出的《关於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於劳动教养的通知》。姑且不谈公安机关是在执行这个通知过程中远远地超越其权限范围,就这个通知本身而言,它典型的违反了宪法。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逮捕只能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再者,国务院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国务院在没有宪法和法律授权之下,不能制定剥夺人身自由的规范性文件。收容审查是中国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最典型的行政行为。
    现在我们面临的人物不仅仅是取消某一两个违宪的法律,法规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司法审查制度,建立宪法法院或允许普通法院有权审查并控告一切违宪的法律或法规或党的政策文件无效的制度。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如果这个制度一旦建立,那么郭罗基先生提出的共产党违法怎么办,侵犯人权的案件由哪家法院受理等问题,就可以得以基本解决。
    郭罗基先生在公民上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重大的法律原则问题,如法要有法的精神,实行无罪推定,建立监督制度等等。由於篇幅及本人才学有限,在此就不能一一给予评论了。 谢谢这位哲学家给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提出了如此有意义的挑战。
    最後,我想根据郭罗基案件所提出的问题,对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作一个结论性的评断,那就是,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我们坚决要求兑现,并根据这些法律来声张正义;中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有障公民自由和权利实现的,我们要予以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我想郭罗基先生大致同意这个看法吧。
   原载《中国之春》93年5月号(总第120期)

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

郭罗基作品:诉讼纪实(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後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收容审查是没有法
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面,与逮捕没有甚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後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後,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後以南京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後不久,二月十一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後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老师到南京以後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後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然後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甚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五月十四日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五月十三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八日南京市大游行,你五月十七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九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五月十八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厖都是关键时刻,你干甚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干甚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撤职。此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南京时他来访才相识,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後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祗有一句:一个钟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一九八九年居然办成。九月一日,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革命宣传鼓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後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开枪的祗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六月五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後,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了。高尔泰被关了四个月後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出狱以後,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厖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一月二十八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的,可以转材料,最後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笑的周进、范进们,换上了二十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一九八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人!敁六四以後,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甚么结果,我祗是表现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次预备会,统一思想。三月十四、十五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後以不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点看法。评议时,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祗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一九五七年以後,共产党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浓。时代确实不同了。一九五七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当场跳楼自杀,祗能以死表示抗议。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支持我的朋友也祗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还能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那么他自己为甚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祗是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可惜。祗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甚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九票对七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祗差一票,如果是八票对八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甚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六四以後,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後,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厖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後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一些。当时已是下午六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後再开吧。事後,他们又赖帐了,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後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甚么分子,但後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一九九一年暑假以後,九月十二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後,我发表不同政见祗限于党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搼上面的精神是甚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甚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以後,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後,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禅:多做工作有甚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甚么他就是不说。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後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甚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後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後一再强调:希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後,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根本没有甚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像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祗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但後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象祗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他们自己又不懂甚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後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後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後襟长了。
我妻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甚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像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总共需五千美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党委书记韩星臣说:像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挃好极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也有道理厖。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教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中国的现实是党政不分。但我的起诉不能党政不分,虽然违法的事实是相关的。我分别以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委为被告,进行起诉。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南京大学和哲学系,他们不是行政机关,根子追到国家教委,就构成行政诉讼。我起诉南京大学党委,还想引出一般性的命题:共产党违法。苏联解体以後,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引起诉讼。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但此时提出问题,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何不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
我知道我的官司在法庭上是打不赢的,但在道义上一定能打赢。我的诉状主要不是给法官看的,而是给人民看的。这就决定了状子的写法。起诉书有一定的格式,逐栏填写则索然无味。我不去管它,自成一体。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抗议书》是手写的,复印了几份,作为抄送件给有关单位。其中一份给了南京大学学生会,他们又去复印了许多。这事提醒了我。我几次要党委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他们不干。我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写作诉状,便于打印、复印,以广流传。
当时我手头拮据。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後,祗发基本工资;听起来还是基本的,其实祗是全部实际工资的一小部分。後来发职务补贴,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我问校长,我算甚么职务?没有答复。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领取工资。这样,我就没有收入,靠朋友接济。恰好有一笔意外之财。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将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收入丛书,给了六百美元稿费,换得三千三百元人民币。我走进一家电脑公司,老板说,不谈生意,先谈友谊。电脑是现代化的,经营电脑的人脑也比较现代化。当我得知一台IBM286的电脑售价是三千九百元,面有难色:我祗有三千三。对方却说:好!就三千三。你郭先生要用电脑,我们送你一台都是应该的。那种电脑的进货价是三千四,临走还送我一个多用插座和五张软盘。我在中国办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是明码的自由化分子,办事的时候对方知道我而我不知道对方。如果遇到反自由化人士,往往横生枝节,多方刁难,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事也办不成。如果遇到心心相印的人物,则排难解纷,锦上添花,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後一种情况越来越多,使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
http://www.tsquare.tv/chinese/democracy/gsusong2.html

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郭罗基作品:诉讼纪实(引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
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
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
,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祗有团结战斗
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
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一九八八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
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一
九八八年五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
运动七十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
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一九八九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
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
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
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
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
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
论会,讨论讨论:究竟甚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
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
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
。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
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
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二百多人把长江大桥等
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
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
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
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
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
,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後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後,我想走上“
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後
,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像一九七六年那样,挥舞棍
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
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
(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
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他们不给我
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
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
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
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
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
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
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
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
时是不计後果的。“六四”以後,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
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
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
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
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後,他感慨道:“甚么事都干不
成了,还不知甚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
望你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
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後,翻来复去讲
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
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
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甚么事情都没有
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祗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
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
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祗有
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
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
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
织”。祗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祗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
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
http://www.tsquare.tv/chines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Democracy - Guo Luoji

     http://www.tsquare.tv/chinese/democracy/gsusong0.html

2012年6月25日星期一

南京网友王默因贴标语纪念六四被拘留8天


南京网友王默因贴标语纪念六四被拘留8天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26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武德 
    
     (参与2012年6月25日讯)6月22日,南京网友王默因贴标语纪念六四被拘留8天,要求南京公安当局公开答复法律依据。王默在网上说:“@平安江苏、@平安南京、@南京鼓楼公安分局 你们好,本人王默,身份证号320828197212151211,因6月4号在南京市鼓楼、北京西路、、公安厅、南京大学等地点张贴一部分图片,被以张贴反动标语的名义拘留8天,现在请你们在微博上做出公开答复,你们拘留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博讯 boxun.com)

    
    下面是王默的其他言论:
    
    做坏事的是他们,犯罪的是他们,杀人的是他们。我们怕什么?只要大家站直了,跪下来认罪的肯定是他们。
    
    陈胜吴广今安在,胡秦已到末日时,只等义旗随风扬,风起云涌将它亡
    
    你能封了我的号,封不了我说话的权利。从微博开始,革命不可阻挡。只要心是自由的,民主就浩浩荡荡。
    
    有人抢了你的土地,强拆了你的房子,生个小孩还要他批准,不听他的话就搞你,你还还天天要说他好,你不是二百五你是什么?
    
    你们说阳光是国有的,风是国有的,我知道以后你们会说空气也是国有的,反正枪在你们手里,你们现在说了算。我只想问:人民有什么?
    
    参与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455960618

不屈不挠的民主志士李海


不屈不挠的民主志士李海

张林



摩门教曾经被视为邪教,但是它现在已被世人容忍,正在逐渐进入基
督教主流教派的行列。我不是摩门教徒,只是在美国时曾经短暂地接
触过它。按照我的理解,摩门教其实是一种更新的新教(基督教)。
因为人们现在所称的新教,其实已有800年历史,已经很老了。

在纽约长岛一处金碧辉煌的摩门教堂里,手捧摩门经,留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李海这个名字。据摩门经,李海是古代世界末日大洪荒时的
一位犹太人首领。他带着族人乘船逃出红海,远航到南美洲巴拉圭一
带定居,创立了摩门教,后来不知所终。美国农夫约瑟.斯密在耕地
时从地下发现了这部经文,才复兴了这一基督教派。

那段时间,我特别怀念尚在狱中被监禁的北京的李海先生。他是一位
特别优秀的民主志士,有着过人的政治运做能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李海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当了6年的哲学教
师。闲余苦读老子的《道德经》,读到最后,他终于豁然得道:献身
于中国民主事业!

于是李海一面与各地民主志士联络,一面放弃教职,转而到当时中国
政治上最活跃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

在89民运大潮中,李海担任高自联联络部长,工作效率特别高。李海
具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善于联络各方。因为参与组织纪念“6.4”
1周年的纪念活动,李海被关押了半年。被释放之后,李海不屈不
挠,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1993年,李海从事了一项深有意义的活动,到各省联络民运人士,收
集全国民运人士的姓名、地址、电话及其他联络方法,并送达中国人
权的人道援助。这项危险而有效的工作使中国各地民运都受到鼓励,
开始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1993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
再兴,直到2000年间叠有几次小高潮,是与中国人权以及刘青、李海
个人的贡献,都是断然不能分开的。对于当代中国民运,这是一项不
可低估的历史性贡献。

李海的所作所为,当然令反动当局极为不安。后来他们终于给他罗织
了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他9年徒刑。李海
那9年监禁,可不是一般的监禁。他在狱中受到极为残酷的折磨,终
年累月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几乎不知道放风是什么滋味。

因为中共从来都很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对手。对于真正的对手,中
共从来都没有手软过,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从来都是施
以最残酷的迫害,给予最残酷的打击。当然,对于圆滑的机会主义
者,中共有时还是以怀柔政策争取的。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看的很清
楚。

在中国民运人士中,有两个著名的清教徒,就是李海和李国涛。他们
生活上的简朴程度,都是令人惊讶的。他们不沾烟酒,没有任何嗜
好。他们的着装,一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样式。那几件旧衣服,
我估计都是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的。

我的感觉,他们活在世上,满心热爱的,是真理、正义,和自由、民
主。为此他们舍弃了一个正常人所能够舍弃的一切。他们不仅是民运
人士的道德楷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道德楷模。在中国处在道德沦
丧、乾坤颠倒、礼崩乐坏的时候,所有有志于伟大事业的人,都应该
以他们为楷模:高尚、俭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柴玲请闭上你的嘴/大陆读者斯凡



柴玲请闭上你的嘴/大陆读者斯凡

惊闻六四23周年之际,原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女士,发表了原谅邓、李和戒严军人的公开信。她在公开信里面说道:“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
看到这段话,我十分的惊诧,柴玲以她皈依基督的名义,要求用基督文化,宽恕文化去对待邓、李和戒严的军人。请问柴玲,你这个话代表谁?是代表六四的参与者吗?还是代表六四那些逝去的亡魂?
你能够说出这样寡廉鲜耻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沐浴着自由的春风,动辄以六四功臣,学生领袖的身份在西方招摇显摆,根本就感觉不到疼吧?但你难道忘记了你是来自被民主和自由冰封的中国,那里还有那么多你的同胞,正在忍受着人间苦难!
我要问柴玲,你凭什么去宽恕? 23年来,受难者经历的悲痛,你感受了多少?那么多你的六四同道参与者,有的当天就倒在了现场,你能想象出,他们如何闭上他们愤怒的眼睛吗?有的身体残缺,在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苦难,尤其是他们的父母,这么多年来,有一位父亲因为看不到希望,就在不久前,选择了走自杀这条路。更有很多普通学生,受到清算,有的被学校开除,有的受到就业歧视,至于那些被劳动教养,被判刑的全国各地的学生领袖或者各地的示威者,包括很多工人和城乡居民等,他们所受到的非人磨难,是你一句宽恕就可以了结的吗?

没有六四,就没有“黄雀行动”,就更没有你柴玲,今天你可以在海外享有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舆论自由的话语权,今天你之所以能站在岸上望着落水者来谈宽恕,是因为你乘着救生艇上了岸,已经不需要考虑船沉下去的危险了吧?你宽恕他们,那么请问,六四难道是你个人和邓、李之间的私人恩仇吗?
如果你当时选择留在了中国,那么当你经受过每天被跟踪,被监视,被调查,你每一个电话,每一个朋友,甚至你每一个私人之间的亲密言行,都被警察严密掌握,你还会说出宽恕他们的话吗?
如果你当时选择留在了中国,那么当你经受过被关押,被审讯,被逼供,被羞辱,在看守所,在法院,在监狱,在被一群狱警手持警械,威逼你蹲下甚至是跪下的时候,当你的尊严经受着人格的震颤的时候,你还会说出宽恕他们的话吗?
如果你当时选择留在了中国,即使你坚持到出狱后,也不能随便选择你想居住的城市,不能随意选择你想从事的工作,你的亲朋好友不能和你有正常的往来交流,你昔日的爱人因为你给对方带来的前程上的影响,和你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甚至变成了你的仇人,你还会说出宽恕他们的话吗?
你居然会说出你每天在为邓、李和戒严军人祈祷的话语。我想问,那些飘逝在六四广场上的冤魂,你为他们祷告了吗?那些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们,你为他们祷告了吗?那些为理想和民主献身的,把青春全部送在了囹圄里面,在牢狱里受尽身心折磨的六四学子,青年教师,城市平民,你为他们祷告了吗?
在几年前一部叙述六四的纪录片里,你表达了你当时自己不想死,但觉得有必要让大批人去死——因为这样才能引起震撼来产生革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生领导人,你要用别人的鲜血来打开民主的道路。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谁来宽恕你?
什么叫宽恕?受害者的苦难没有结束,加害者没有丝毫悔意,六四的真相,包括究竟谁是元凶?谁是受害者?死难人数是多少?受伤及受迫害的人数是多少?叫什么名字?当这些基本的真相我们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何谈宽恕?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去谈任何宽恕,就是对受难者的极大的不尊重。
曼德拉曾被关压27年,受尽虐待。他就任总统时,邀请了三名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在场的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 
曼德拉可以谈宽恕,他宽恕狱警,是因为狱警已经停止加害,种族隔离已经结束。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经到监狱去看望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向他开枪的土耳其人刺客阿加,并对他表示宽恕。而这个前提是因为刺客为自己的行刺行为感到心神难安,当他“理解了在他的力量―――开枪和杀戮的力量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伟大的力量”的时候,已经深深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可以谈宽恕,他宽恕刺客,是因为刺客已经心神难安,深深忏悔。
曼德拉可以把悲痛与怨恨留在狱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可以用灵魂去感召凶手,但你柴玲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你可能把你自己当成了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政治家了。不错,政治家的抱负允许矫情,但是学者的天职是探究真相,个人可以宽恕个人,历史却不会饶恕任何罪恶。你认为你只要信了基督,就可以谈宽恕,那么请问二战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罪行执行审判的人,难道他们中没有信仰基督的虔诚者吗?
你要问我为什么对你这番话严重不满,那是因为我经历了你没有受过的苦难。你可以矫情,而我必须探求真相。你是北京高自联21位被通缉的学生领导之一,我是南京高自联17位被通缉的学生领导之一,你是黄雀行动后到达美国的学生领袖,而我们是放弃黄雀行动营救,并坚持在中国探索民主的那批不屈不饶的人。因为我们坚信,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到美国,去建设中国民主。
我们坚持下来,当然就是做好了要付出代价的,南京所有高自联的领导,没有一个从南京流亡海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领导人,基本都进过看守所。我们拒绝黄雀行动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被清算,被关押,我本人是89后被审查,继而被政府判刑,先后关押过多个看守所,并在监狱里服刑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97年,香港回归后才出狱的。和我一起,是有着太多相同经历的优秀学子们,他们在经历了不同年限的关押后,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我们相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从来就没有怨悔过,比起广场上那些已经为民主献出生命的遇难者来说,我们仍然活着,还能为理想继续奋斗着,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因为六四后被通缉和追查的原因,你和很多民运人士,到达了西方,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保留了一批骨干,我们十分尊重你们的选择。
我们始终关注你们在境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个人始终认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决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境外仅仅是保护了你们的人身自由,但塑造思想,要靠你们的个人修行,历史上很多民主思想家的产生,民主精英活动家的诞生,都需要太多的因素,不仅要有个人魅力、学识才华、也要有道德涵养、苦难磨砺,才能达到为民主献身而始终无怨无悔的境界。至于像你这样的所谓民主精英,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去宽恕一个根本就没有丝毫悔意的加害者,并在境外搭建着空中楼阁,来建设什么你理想中的自由民主之中国,我看就如同在沙漠里行舟。
在这里我只能对你说一句,你个人可以宽恕任何人,但是历史不会饶恕罪恶。23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已经人到中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但作为学生领袖,是要有担当的。
请放弃你的轻浮和浅薄。去好好研读你的圣经吧。因为你做一个修女都还没有合格,就更不要说去做一个圣女了。
    
    备注:我第一次给海外网站投稿。此稿为首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0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来自国内,6月8日重新后发博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2/6/06)(Modified on 2012/6/09)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012年6月21日星期四

郭罗基"《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南京市人民政府:
  
    1989年6月10日,南京市公安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将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我的学生朱利全关押至今。我特此提出抗议。
    南京市公安局所采取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没有适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国现行的法律文件中没有“收容审查”的概念和条款。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的“收容”,是“实行劳动教养”的同义语。朱利全显然不属于“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四种人之列。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规定的“收容”,对象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朱利全是在校学生,不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这些行政法规对朱利全都是不适用的。我查到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永泉、姜达明编著的《公安行政管理与行政诉讼》(内部发行)中写道:“根据国务院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收容审查”这一强制措施。这种秘而不宣的“有关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人民如何监督执行?即使根据这一私人著作所说明的“收容审查”,其对象“主要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朱利全是这种人吗?书中还说:“对有流窜嫌疑的被收容人员,公安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查清事实,案情复杂或跨省、区作案,在一个月内不能查清的,经报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审查期限一个月。如果二个月内仍不能审查清楚而又有延长审查期限必要的,可以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延长,但审查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三个月。”(均见第41页)如果对朱利全确有必要进行“收容审查”也已经大大超过了期限。总之,南京市公安局对朱利全进行“收容审查”是非法的;南京市公安局对朱利全的关押已逾一年半,既不起诉又不释放,又是违法的。
    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所在多有,流氓、小偷有增无减,该收容的不收容,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却被“收容”进去了,岂非咄咄怪事!

    朱利全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不准亲属师友探视,而且被剥夺了通信的权利。按教学计划,朱利全应于1989年下半年撰写论文、1990年7月毕业。南京市公安局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二条。
    我作为朱利全的导师,也是南京市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我要求:
    一,责成南京市公安局向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朱利全的导师说明情况、承认错误、进行道歉;
    二,立即释放朱利全;
    三,赔偿当事人名誉上、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失;
    四,追究行政责任。
    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根据秘而不宣的“有关规定”对某些人进行“收容审查”,不是从1989年才开始的。1989年被“收容审查”的也不是朱利全一个,更非南京所独有。这一普遍存在的非法现象由来已久。
    现在正在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规划胜利完成了,政府的非法行为依然如故。在某些人看来,“法治”是治老百姓的,自己则享受“治上法权”。我建议有关当局,在法制宣传教育中,以“收容审查”的案例为典型,深入研究、认真学习法律,力戒空谈。中国人缺乏现代文明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法律观念。人民害怕政府滥用权力,但又不会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批评公仆、监督政府。我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遇事还需要多多学习。但愿人民政府不要刁难人民,能够关怀人民,教会人民立法、守法、用法。
    此致
   崇高的敬意
  
  
    郭罗基
   1991年1月21日
  
  
   抄送:南京大学校长、副校长,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副主任;
    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
    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

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

六四良心犯李海


2012年6月11日星期一

六四良心犯李海

廖亦武
采访缘起
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工厂,原为19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厂区,后因时代变迁,破败得荒草疯长、野狗成群。而现在,由于大量前卫艺术家的入住,摇身一变,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所在,房价也在十来年翻了十几番。
我的老哥们儿高氏兄弟在798有工作室,所以借参观之名,我约见李海。
这是2005年12月17号下午3点。我先赶到,随后,高氏兄弟工作室涌进来一大群人。我的熟人余世存和武文建,像两个蹩脚导游,为大伙儿相互介绍。不锈钢老鼠刘荻,最为年少,却在网络江湖上最为响当当。在老鼠背后,跟着一躲躲闪闪的眼镜男子,形同警惕的乌龟,见势不妙就紧缩脑袋。
老鼠吱吱窃笑,转身把乌龟拽到我跟前。“这就是你的访谈对象”,她说。
我和李海分开众人,进入另一空间。我关了门。李海说“你最好加把锁”,于是我加了锁。我们隔桌相望。李海双鬓斑白,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还孑然一身。
我说:“我也离婚不久,这儿有两根光棍。”“两根光棍?什么意思?”李海居然没听懂。他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当外部有不明飞行物侵入,就惊慌失措起来。他再次重复:“两根光棍是什么意思?”语速越来越慢,终于抵达梦呓。
四面墙很厚。喧嚣彷佛很远。我悄悄将录音机放在桌下。李海低语道:“我的记忆力原来很好的,可最近不行了,许多人许多事,记不住了。见着谁谁,明明是熟脸,却叫不出名字。在自家门口,还经常迷路。和某某人正交谈呢,突然感觉对方很远,好像从太空过来的。”
“什么离你最近呢?”“六四。它是昨天。永远是昨天。”
   文
老威:看你若有所思的样子,像个哲学家。
李海:不是若有所思,而是什么都没想。出狱已经好久了,可我还是害怕,比如过马路,比如在小卖部买东西,比如和邻居说话,都东张西望,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某一天,有朋友从背后叫“李海”,嗓门大了些,我竟吓得拔腿就跑。
老威:你不是胆小鬼。我知道。
李海:我不是胆小鬼,但我需要适应环境。
老威:慢慢来。慢慢来。
李海:好的。好的。
老威:你是北京人吧?
李海:我的生和长都在北京,从小家境不错,也喜欢读书。文革结束,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毕业后教书六年,198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就撞着学潮,被卷了进去。
老威:全国人民都卷了进去啊。
李海:北大是全国的中心,而北大三角地又是中心里的风暴眼。那种言论自由的气场,让经过那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激动。胡耀邦逝世,三角地的墙上,挽联、悼文、哀诗、遗像张贴得满满,许多人在这儿集合,排队前往耀邦家,就为了靠近灵堂,送花圈,冲遗像三鞠躬。我也去了,泪珠子止不住掉。
老威:你和王丹有接触吗?
李海:王丹二十出头,在主持民主沙龙,参加的人很多,影响非常大。可我在哲学中沉迷,不太感兴趣。总之,胡耀邦的死,把我给惊醒了,他是改革的象征,在中国人这儿,就相当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可邓小平玩弄权术,一会儿抬举他,一会儿打压他,人被气死了,邓又出席追悼会,给予极高评价。这个虚伪的矮子!
老威:也是个残暴的矮子。被毛泽东玩弄,又以毛泽东那套去玩弄别人。
李海:所以民间就自发起来,悼念胡耀邦。4月17号,北京各高校的游行队伍就上街了。北大算晚的,直到午夜12点,我们在宿舍,都脱衣睡觉了,却猛然从校园深处,传来一阵阵嚎叫。我一点都不夸张,是那种尖利的狼嚎,发自每栋楼,每个角落。
老威:真有狼吗?
李海:人狼。不少还戴着眼镜,脑门扎着白布条。推开窗门,把双手捲成筒,拖长嗓音,嗷嗷嗷。于是对面楼也嗷嗷嗷回应。接着从四面八方的楼道,稀里哗啦,涌出一股股人流,聚集三角地。没一会儿,三角地就人满为患了。有人出来指挥,有人从二十八楼,抛下一横幅,上书“中国魂”。我们就以“中国魂”开路,走出校园,浩浩荡荡上街,沿途轮番高呼口号。随机加入游行队伍的,越来越多,凌晨四点多钟,抵达天安门广场。
老威:好像文革爆发时,各地红卫兵,有几百万,为了接受毛泽东接见,也是凌晨四点多钟赶到天安门广场。
李海:今非昔比。上次是为了个人崇拜,这次是为了推进民主。鬼气森森的皇城顿时沦为群情激奋的不夜城。有个来历不明的武功高手,接过横幅,嗖嗖嗖,平地跃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中国魂”三个大字,转眼就悬挂在万人瞻仰的高处。接着,王丹召集露天会议,大约有1000多人参与,讨论向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内容。总共11条,后来又精简到7条。如今我记得,有“开放报禁”“清除腐败”等等。接着我们列队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席地而坐,一天一夜,也没人出来接见。
老威:失望吗?
李海:独裁国家嘛,除了镇压,就没有和民众对话的机制。台阶下,大伙儿就那么百无聊赖地望着,没饭吃没觉睡。夜里冷白天热,我们就全凭一腔爱国热情,硬撑着。渐渐,有市民围观了,越来越多,我们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政治觉悟最高的,所以给我们送面包、水果、冰棒的志愿者不少。还有当场组织的纠察队,拉成圈儿,维持秩序。
声势搞大了。官方撑不住,终于在黄昏时分,让衙门开一小缝,接收了《请愿书》。我们如释重负,天蒙蒙亮,班师回校。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南海的新华门,又有学生静坐。我们赶去声援,却遭遇武警的驱赶。学生当然不服,双方随即抓扯和推搡,武警冒火了,就动拳脚。我高喊“不准打人”,结果一拳飞来,我的脸顿时肿成熊猫。有的同学挨得更惨,满脑袋是血,还有的睾丸被踢,痛得站不直。
老威:这就是著名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吧?
李海:对对。我们撤退了。可在校园里听见官方新闻,说武警没打人,而是耐心劝说,让人们和平解散。放屁!我的脸就是证据嘛。这次事件是个转折点,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跑到天安门静坐示威。21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而学生这边,再次选派郭海峰等三人,递交《请愿书》。由于没人搭理,他们就在台阶上跪倒。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后,震惊了全国。
老威:为什么要下跪?行为艺术吗?
李海:中共内部在开追悼会,民众又参加不了,连可怜的一点民意也被漠视,当然只有下跪啰。殊不知共产党丢脸,就像一个无赖丢脸,只会恼羞成怒。于是就有了《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种愚蠢的火上浇油,直接导致了四二七大游行,北京城万人空巷,据说有百万人上街。
老威:雪球越滚越大哦。
李海:接着是五一和五四的示威,武警出动十几万,北京各界就出动几百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谁的人数多。那是我们的狂欢节呀,独裁政府真是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老威:当时完全失控了,据说几十个城市,几千万人上街游行。要改革,要民主和人权。
李海:北大高自联组委会,是生物系研究生沈彤拉我参加的。杨涛是主席,常静是副主席,我主要负责外线联络,比如接待来访,串通信息。这辈子,我从没这么忙过,昼夜之间,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饭更顾不上,经常在接待西方记者采访时,突然头昏眼花,估计是饿得犯低血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大伙儿还在纪念碑下辩论,是不是该暂时中止示威,把位置腾出来,给国家留点脸面。还有十几个著名知识分子跑来,劝说我们放弃绝食。还有摇滚歌星崔健的参与,侯德健、刘晓波的介入,广场民主大学的揭幕,学生领导层内部的分化,甚至打架等等。不知道一天中要发生多少事情,谁也无法预料,谁也无法告诉谁明日会怎样、下一步该如何走,总是争吵,直到六月三号夜里,还在争吵。直到10点左右,有枪声传来,非常清晰,大家才暂时闭嘴。
白天我在西单,接着指挥部电话,命令我带几个人,去西四实地调查。原来,戒严部队的军车被群众阻拦,大伙儿一拥而上,拉住当兵的说理,鼓动他们撤退,鼓动他们调转枪口,对付独裁政府。烈日当空,军车外壳烫得不行,当兵的就缩在里面,浑身湿透了,有的还耷拉着脑袋,有点中暑。于是老百姓又自发送水送冰棒,还送水果和面包。当兵的被感动得哭泣,说他们出发前,根本不了解实情,还说他们是人民子弟兵,绝不会向爱国者开枪。
老威:接下来呢?
李海:不仅开枪,而且还打死太多的人。但是,我也的确看见不少当兵的,放弃军车,抛下枪支弹药,跑掉了。甚至有主动缴枪给老百姓,还教大伙儿如何抵抗。估计后来他们会上秘密军事法庭吧。那个大屠杀之夜,我跑了好多街口,子弹嗖嗖嗖,四处有人倒地,四处有人救援,倒地的人被抬起来,在枪林弹雨中送医院。我先后去了复兴医院和儿童医院,目睹了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那种地狱场景,围墙外枪声密集,围墙内,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手忙脚乱,旧的伤员还在呻吟,新的伤员又涌现了。下半夜,天安门已经被戒严部队拿下,我只能赶回北大,传播种种不幸。我太悲愤太疲累太受刺激,在宿舍里,说着说着话,还笔直地坐着呢,居然就发出了鼾声。我的裤腿还有血迹,不知道是跑那一段路溅上的。
六四大早,北大校园自发悼念死难者,我和常静负责悬挂挽联。突然,一辆装甲车在校门口刹住,两个当兵的跳下来,笑嘻嘻地问路,还是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大伙儿愤怒之极,大约有好几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住就打。眼看要出人命,我和常静就不由分说,挤进人堆,把他们从地上拽起,抢救出来。
老威:盲目的群情激愤。
李海:对呀。当时,任何小小误差,都会授人以柄,引发更可怕的镇压。那几天,北大宿舍内,处处闻鬼哭;其实不是鬼,而是人人在拖长嗓音哭。太压抑了,也无事可干了,我就想回家一趟。
老威:你父母不知道你的下落吗?
李海:对呀。我家住三元桥,马路也封了,各路口都有戒严部队,于是我就穿偏僻小巷,绕了六七个小时,才回到家。关紧门,把脑袋扎入被子,好好痛哭了一场。然后背着家人,简单收拾行装,准备逃亡。
我居然顺利坐上火车,抵石家庄,再辗转到县城,躲亲戚家里。一段时间后,我苦闷无聊,就南下四川,还爬了峨嵋山。这期间,不少人逃到海外,不少人落网。直到又过去三个月,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写来一封信,说风头过去了,回来读书吧。
老威:没骗你?
李海:北大还是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但当时人心浮动,往后几个月,有不少其它院校的人,跑来私下串通,准备悼念六四。我忍不住介入,继续充任外联。我是在1990年的5月31号被抓的,当时我刚从武汉回北京,赶回北大,在宿舍,屁股还没落稳,门就敲响了。系总支书记站在那儿,我不得不跟他走。先在学校保卫科谈话一小时,然后戴手铐,上囚车,进了海淀区看守所。
老威:没挨打吧?你也算学生领袖,应该受到优待。
李海:是啊,所以在进门之前,虽然心慌意乱,但还强作镇定,一副红色小说里从容就义的先烈模样。可入了大门,还有二门,接着是三门,一门更比一门窄。在最里面,斜刺里突然飞来一脚,“解下裤腰带!”有人吆喝。于是我的裤腰带被抽掉,接着裤子被扒掉,光溜溜站在那儿。张嘴翘屁股,搜查完毕,衣裤也不马上还,而是直接扔进号房。里面有二十多个同样光屁股的家伙,围住我哇哇乱叫一阵,然后扑上来,拳脚如雨点,整得我滚来滚去。有声音骂:“滚你妈个屄,逃避打击啊。”接着猛地一脚,踢在我胸口。真是疼得钻心啊,一口血差点喷出来,整个人轰隆崩溃了。
老威:我入狱的遭遇和你差不多。
李海:我疼了好几天。听牢头讲,童子尿可以治跌打损伤,所以那时候,做梦都在喝童子尿,直至被渴醒,却找不到水喝。号房的规矩,刚入门的,都得来下马威。所以一会儿,狱警装模作样巡视过来,隔着铁栅栏问:“他妈的,今天有打人吗?”里面回答:“没打人。”狱警又问:“新来的那个,他们打你了吗?”我也就忍住呻吟,回答“没打”。
老威:然后呢?
李海:漫长的煎熬。四周全是小偷和流氓,我在大学里的那一套书生腔,转眼成为他们的笑料。当然,六四大屠杀过去不久,人人都同情,有个惯盗说,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还参加过北京市联合罢偷呢,结果共产党一尿急就开杀戒,搞得大伙儿全傻眼。
老威:除开你,就没其他六四犯人了?
李海:只有一个,捡了几颗子弹,判了两年徒刑。
老威:挺孤单哦。
李海:来不及孤单,因为吃喝拉撒睡都成问题。空间太狭窄,众犯像密密匝匝的烂仔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一个人抱住一个人的腿弯儿,肉与肉之间天衣无缝;汗臭脚臭尿臊臭,多躺几夜,就不觉其臭了。我本来是有洁癖,上大学住宿舍,容不得床铺一点灰尘。这下可好,我不仅扎入恶臭堆里,还必须拥抱一害疥疮的蟊贼。我揽住他大腿,睡够一百来天,居然没事儿。大家都说:“这反革命的皮肤,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家都痒,就他不痒。”
可又过五天,猛一阵奇痒,把我激得半夜坐起来,浑身胡乱抓挠,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小红点,然后小疙瘩,然后一连串水泡,最后浑身溃烂,手臂、小肚子、生殖器、屁股都肿胀起来,不间断淌黄水。政府不发药,搽牙膏不管用,只得借助放风,晒太阳杀毒。有时候,狱警比较懒,二十多天不放风,疥疮就在阴湿的环境肆虐,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在拼命地抓挠,从头到脚,每个人都溃烂得不成样子。倒地打滚的,靠墙猛蹭的,熬不住学猪叫的,此起彼伏。一提讯犯人,苍蝇就绕着挪动的脑袋嗡嗡嗡,连审案警察也看不下去了,就捂着鼻子,找狱方领导提意见。于是号房开始大扫除,我们被赶出去洗澡,发放硫磺软膏。
老威:比较管用吧。
李海:当然。通体搽遍,死死捂个两三晚,一层人皮就蜕掉。大伙儿都有劫后余生的轻松感。可痒止住了,饿又接踵而至,牢里一日两餐,统统是两个小窝头和一瓢白菜汤,雷打不动,没任何油荤,时间稍长,就整日饥肠辘辘。
老威:没一点肉?
李海:每星期有几颗肉,混在烂菜帮子里,比他妈的钻石还珍贵。那次我被关了209天,瘦了30多斤。1990年开亚运会,国家要排除“不安定因素”,所以临时抓进来不少“社会闲杂分子”。挤得水泄不通了,狱警还嫌不够,还往里面填人。最后,新来的只得靠墙站着,脑袋一耷拉,就算睡过了。有个二进宫的惯犯说,首都一有盛大节日,有点前科的人,得立即动身跑外地避风头,否则随时会被弄进来过节。“我他妈的就是腿慢了,被片警瞅见,一把揪住,不由分说就送来了。”这些街头地痞,在牢里憋闷,无处发泄,就常常滋事,以打人取乐。有个农民工,在规定放风时间来不及解手,而是到厕所旁边的锈水管,捧生水喝,结果拉肚子。好几天都拉在裤裆内,污染号房空气,令大伙儿怒不可遏。他被暴打,还被逼着继续喝凉水,终于酿成疟疾,走路踉踉跄跄,不停打冷颤,眼看快不行,狱警才出现,叫人弄他去“好好晒太阳”。
老威:太阳包医百病吗?
李海:对于阴暗角落的爬虫们,太阳的确包医百病。还好,我只关了209天,就意外释放。
老威:什么罪名?
李海:记不得。写了一份《认罪书》,一份《保证书》,就算结案。
老威:那就是“教育释放”啰。我的同案犯们,关了两年多,最后也跟你一样,莫名其妙地出狱。
李海:可第二次进去,就没这么便宜了。
老威:第二次进去?什么时候?
李海:1995年5月。才“自由”四年多,又栽了。
老威:劫数难逃嘛。
李海:我不小心登上公安部的黑名单,北大就将我开除了。念书不成,又找不到工作,只得呆家里,靠父母养活。大约在1992年,我结识了纽约“中国人权”的刘青,替他给全国各地的六四难属转送海外捐款。我知道做这事儿有风险,但我有摆脱不掉的六四情结。后来当局察觉了,找我喝茶谈话,我坦然回答:“不错,转了一些钱,这也是帮国家安抚人心啊。”
几年间,我跑了几十个城市,亲自为六百多名难属送了十多万美金。其实分到每个人头,也没多少,比如两百、三百、四百,还有六到七百。跑路太频繁,我的身体渐渐累垮,经常在长途客车上,眩晕呕吐,有次还昏过去了。
老威:了不起啊!
李海:后来出事儿,是因为一女的。某天她当着我的面,给王丹电话,大谈六四,这样我们就算相识了。稀稀落落地交往了两年左右,有次她突然约我去广州玩儿,说一大老板会接待,食宿免费。我觉得蹊跷,就婉言回绝了。可没过几天,她又来电话,称被警察跟踪,要躲我家避风头。我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说老虎嘴巴最危险,也最安全。我急得:“这……这……这……”她说:“这什么?我马上去找你。”我说:“下午要去拜访一老居士。”她说:“我陪你去。”我说:“你不信佛,去也白去。”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信佛?”我一时语塞,就只得答应了。
午后三点,我们在鼓楼碰头,结伴去老居士家里,聊天半个多小时。告辞出门,本该各奔东西,她却一再坚持要去我家坐坐。我说我家太乱,下次吧。她说今天顺道嘛。我没法推辞,这可能是我性格方面的弱点吧。
进了家门,我请她坐,她却趁我去厨房沏茶和做饭,连续两次翻检我的书柜。那些藏书当中,夹着一些记事本,里面有海外捐款及送达的情况,字迹非常潦草,她却专门抽出来,一页接一页,做研究似的,盯得很入迷。我急忙赶过来阻止,我说“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不能看。”她发嗲说:“什么隐私嘛,有啥见不得人嘛。”我顿时恼火了,大吼:“把我的本子还回来!”她却继续发嗲,还纯情少女一般,把东西藏在身后,说:“不给!偏不给!”我气懵了,就扑过去,隔着桌面,按住她,把记事本硬抢下来。
老威:这女的多大?
李海:和我差不多,或许还大点。她从我家走掉没多久,联防队就上门了,称他们接到举报,我调戏妇女,企图强奸。百口难辩,我先被带到朝阳派出所,接着又被带到朝阳看守所。他们恐吓我,要我交代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实在交代不出,他们也就算了。接着,他们把我家里里外外,来个彻底搜查,我的记事本、日记、信件、通讯录,还有近年来搜集的大量民运资料,统统落入他们手中。
紧锣密鼓的审讯开始了。我说:“你们不是以‘流氓罪’抓我吗?那女的怎么不露面了?”警察说:“李海,你他妈的甭绕圈儿,现在不是‘流氓罪’啦。还是把你跟海外反动组织的交往,一五一十抖出来。你到底提供了多少情报?得到多少费用?转送出去多少?坦白吧。坦白了就没事儿。”我说:“你们瞎掰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哎呀,真感谢第一次坐牢,尝尽苦头,也明白了利害,所以不得不死扛。因为牙关一松,成串的名字和地址就出来了,连累无数人,自己还罪加一等。警察冲我咆哮若干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甚至将死刑犯的镣铐,加我身上,整整一年啊,我形销骨立,差不多变鬼了。
老威:不愧为一条汉子。
李海:文弱书生而已。抓我是1995年5月31号,开庭是1996年5月30号。由于我始终沉默,法官威胁说:“你不开口的话,肯定重判。”我一下子火了,就咆哮起来:“来呀,撬开我的嘴巴,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大不了一死,哪怕死得难看,我的精神还是完整的,不会让子孙后代瞧不起。”
大厅顿时鸦雀无声。接着宣布休庭。继续关押两百天后,1996年12月12日,《判决书》直接送达看守所,在过道里宣读完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刑期九年。我顿时傻了,拒绝签字画押,还喃喃问:“凭什么?人证物证和口供在哪么?”法官咬牙切齿,说:“你不认罪也得服刑。”
春暖花开时,我被送北京市第一监狱。接着转房山县的良乡监狱,那儿有近两千犯人。我遭到非人虐待,麻绳捆,电棒烙,还是没榨出我肚子里的秘密。
老威:你没减刑吗?
李海:没。我是2004年5月30号释放的,关足了9年,3288天。回家后,因为六四纪念日快到,又被软禁9天,所以一共失去自由3297天。
老威:你的记忆这么精确?
李海:一日复一日,熬过来的。
老威:不错呀。
李海:什么不错?高血压、结膜炎、胆结石,都是在牢里昼夜做苦工落下的。脑力也衰退了,只记得数字,不记得数字里包含的内容。长时间不说话,也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
老威:你的叙述水平不低。
李海:坐牢坐废了。这9年社会变化太大,我一上街,就找不到北。家里很压抑,在人来人往中更压抑。脑子不转,努力使它转吧,就生疼。拿钱去楼底小卖部买面包,可到了柜台,却张口结舌,忘记要干什么。
老威:慢慢来,多走动,多接触年轻的朋友,比如武文建,比如思想活跃的“不锈钢老鼠”。
李海:可是我对佛教兴趣浓厚。我想过几天,攒点钱,去湖南郴州桂阳寺,看能不能遁入空门,一了百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65

1989bbs: 六四良心犯李海

1989bbs: 六四良心犯李海:   六四良心犯李海 廖亦武 采访 缘起 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工厂,原为19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厂区,后因时代变迁,破败得荒草疯长、野狗成群。而现在,由于大量前卫艺术家的入住,摇身一变,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所在,房价也在十来年翻了十几番。 我的老哥们儿高氏兄弟在798有工...

枪声击碎我的梦(六四23周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枪声击碎我的梦(六四23周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把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博讯 boxun.com)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哪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 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发言,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只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也非常理解,他们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食堂门口天天有人演讲,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脚上哪个同学没有打水泡啊。我们宿舍里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军,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态度,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他们男生都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有三个总指挥,刘庆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姓唐,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学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一个姓黄的常委同学,确认了吴同学的学生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一路跟着来的校车,他们学校的领导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足以证明他学生身份。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面。在“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话已经涌到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他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很多。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很多同学在找他,他也显得十分的忙碌,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高联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我相信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学校就会和他通电话的。
    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十分的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学校的校车上,老师们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很少有同学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向前紧赶,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的同学,包括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非常有秩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哪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一直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你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一下子脸就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和东南大学二系北京籍学生蔡海红是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也很熟。二系因为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健将,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琳娜和他们都熟悉,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哪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和他们再聚首,能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